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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法]鲍里斯•西瑞尼克
内容简介：
《走出悲伤》，一位世界级心理学大师的生命剖析。
幼童西瑞尼克从有记忆起，就被纳粹追杀，父母在1942年双双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心脏的位置上像是戳着一段木头，脑子像一堆稻草”，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可怕、骇人的怪物。直到一位女教师收留了他，庇护照料他整整一年。此后他逐渐开始走上心理学研究之路，进行系统学习，探究人类创伤后重建自我的秘密。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治愈了自己，最终成为了心理学家西瑞尼克。
这本书中，心理学家西瑞尼克不惧自我解剖，他努力搜寻那些已被埋藏的记忆，质问那些记忆的陷阱，并试图说出在重获安全和自由之后想说而无法说出的感受，探求走出悲伤的心路历程。他以自身经历告诉那些心中有伤的人，走出悲伤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和他人保持重要的良性联系，二是相信生命与生俱来的内在能量。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的悲伤和命运的曲折，是生活在这尘世中无法避免的修行，我们不能阻止和压抑自己的情绪，但可以选择与悲伤相处，克服悲伤的力量。
人不但能在不幸的阴影中继续活着，而且能够更强大地活着。
要有悲伤的勇气，生命才能向前。
试读
那年我六岁，“死”这个词于我而言显得过于生涩，直到我被逮捕后的一两年里，我才对死有所了解——生命不可重来。
法尔热太太穿着长睡衣，一边往我的小箱子里塞衣服，一边说道：“如果你们放他一条生路，人们就不会以为他是犹太人了。”我很震惊，这些男人显然想取走我的性命。
听完法尔热太太这番话，我明白了他们用枪指着我的缘由——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我一无所知。但就在那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说自己是犹太人。
他们把我弄醒，一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拿着电筒，头顶着毡帽，鼻梁上架着黑色眼镜，上衣的领子向上翻起，多么可怕的一幕！难道枪毙一个小男孩，人们就要这么打扮吗？
一个看起来像长官的男人回应道：“立刻让这个孩子消失，否则他很快就会成为希特勒的敌人。”我被判了死刑，可我不知道wo 错在哪里。
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体里催生出一个扎根于我灵魂的人影——想取走我性命的手枪，夜色中的黑色眼镜，走廊里肩挎长枪的德国士兵，那句揭露我未来罪犯身份的话语……
我即刻明白了：这群成年人草菅人命，完全不顾惜生命的宝贵。
然而，你们一定难以置信，在经历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夜晚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我不过是个年仅六岁半的孩童。1944年1月10日，波尔多的犹太人突然被逮捕，而当时的我还无法对时局做出判断，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就发生了。
对于第二次出生的经历，少了记忆 [1]之外的点醒，我很难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去年，我被邀请到波尔多，去法语地区基督教广播电台录制一期文学节目。那日天气晴朗，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我感到神清气爽。我正朝出口走，这时，陪在我身旁的记者对我说：“第一条路左转，在路尽头你会看见有轨电车车站，乘上电车你就能到梅花广场，那里是波尔多的中心地带。”
他这么说着，某些情景闯入了我的脑海：那个夜晚，那条街道，沿着人行道
用篷布盖住的卡车，把我卷走的黑色汽车，武装的德国士兵围追堵截……我暗自惊讶，是什么触动了回忆的按钮，为什么往昔遥远的回忆来得那么猝不及防？
也是在录制节目这天，我约了人在莫拉书店碰面。
我来到车站，看到一栋高大建筑的白石上刻着“儿童医院”。
记忆中，法尔热太太的女儿，玛格特的告诫猛然响起：“千万别去儿童医院那条街，那里人来人往，你可能会被揭发。”
我像是被什么套住了双脚，怅然若失，停下脚步时，我早已穿过了安德烈-比斯拉街，走过了法尔热太太家门口，却全然没有察觉。
1944年后，我和法尔热太太再未谋面，不过总有一些迹象，比如石子路间的草坪，再比如阶梯的风格，触发记忆，让我想起那幕被逮捕的场景。即便心情平和时，这样那样的迹象依旧会唤醒过去的种种。悲惨的经历往往经不住生活点滴琐事的引逗，哪怕一些蛛丝马迹，也会牵扯出回忆的千头万绪。我才发现，那些儿时的经历从未被遗忘，只是自觉忘记，自动屏蔽，仅此而已。
1944年1月，从未料到我的生活会卷入这个故事。诚然，我并非唯一在死亡边缘徘徊过的人。“我感受过迫在眉睫的死亡，死亡已成为我的一种人生经历 ……” [2]那时，我年仅六岁，所有发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痕迹。死亡体验铭刻在记忆中，我成长的同时它也在慢慢发育。
也许，是我害死了妈妈
往事的记忆让一些场景显得意义深长。
第一个场景：德国军队鱼贯穿过宽阔的林荫大道。士兵们步伐稳健，在路面上同起同落，非常有气势，我看得出了神。音乐响起，士兵们开始迈步，厚大的鼓系在每匹马的侧边，节奏铿锵顿挫，既叫人叹好，又让人心生惧怕。一匹马在行进中打滑跌倒，士兵们把战马扶起来，再次发号施令。这难道不是精彩的一幕吗？但我身旁的人都泪流满面，我感到费解。
第二个场景：我随母亲来到邮局，看见德国士兵结成小队在城里溜达。他们没有带枪，也没戴军帽，甚至连腰带都没系，这样的衣着让我觉得他们没那么强横凶猛。其中一个士兵在自己的口袋里搜了搜，递给我几粒糖果。母亲眼疾手快，一下夺走我手中的糖果，还给那个士兵，口中还念念咒骂：“无论如何，都不准和德国人搭话。”母亲的举止让我很惊讶，我为没能吃到糖果感到可惜。
第三个场景：父亲获准休假，我们一家人去加龙河河畔散步。那天，父亲和母亲坐在一条长凳上，而我在另一条长凳上玩子弹球，长凳一边坐着两个士兵。一个士兵捡起我的子弹球递给我，一开始我不理他，可是看他笑眯眯的，我还是接过了子弹球。没过多久，父亲再次回到部队。自从那次父亲离开后，母亲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后来，我的父母失踪了。回想起我曾不顾母亲的禁令和德国士兵交谈，我不禁想：“如果父母的死与我有关，那么毫无疑问是因为我在谈话中无意间透露了家庭住址。”
一个孩子怎么可能解释清楚父母失踪的缘由，尤其他对反犹太法闻所未闻，而唯一的可能原因竟是违反了母亲的禁令：“无论如何，都不准和德国人搭话。”一系列相关的记忆碎片，片片组装有如拼图，让过去的事情变得清晰。
我整理凌乱的记忆，得出这样的结论：父母因我而死。
于我而言，父母离世并没有让我痛彻心扉。他们曾在我生命中出现，然后消失了。对于他们的死，我毫无头绪，我仅是得知“他们消失了” [3]。我们曾一起生活，他们突然离去，没有他们的日子，我无人依靠。
我成了孤儿，无家可归，可这不值得痛苦。沙漠中的人绝望总是大于痛苦，我的处境正是如此。
我清楚地记得战前的家庭生活，那时我才两岁，牙牙学语，但仍旧记得往昔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厨房的正中堆着一堆煤炭，父亲总是在厨房餐桌上读报纸，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等着我自个脱下鞋子；我总跑去同一层楼的邻居家，眼巴巴地盯着他们吃小烤肉；我的小叔叔，十四岁的雅克，用橡胶箭射中我的额头，我朝他高声嚷嚷，说他一定会受到惩罚；男人们从泊在码头的大船上走下来，背着一串串香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