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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与法的艰难融合

秦帝国的建立,让法家的建设成就达到了巅峰;而秦的速亡,又漫画般直观地展示了法家统治的缺陷。汉代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秦对六国以武力征服所造成的创伤尚未平复,秦末农民大起义又添新创,社会疲惫,经济凋敝,禁不起乱折腾。所以汉初的政治风气是属于黄老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尽量不干预社会,与民休息;然而在法令制度层面,汉帝国仍然是法家的。汉朝建立六十年之后,汉武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儒家进入帝国的政治舞台。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那么,这一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春秋战国以至于秦,儒者一直是现实政治的边缘人物。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志向不得伸张,“累累如丧家之狗”(《孔子家语》)。孔门弟子的就业状况也令人不愉快。《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听起来还是有“有出息的”,那么,究竟哪些人做了“师傅卿相”呢?唐代的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替司马迁掰着指头数了一遍:“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余未闻也。”数来数去,只有三个,比晨星还寥落。儒家以治平天下为理想,应当不排斥服务君主,就业状况如此凄惨,原因何在?同法家相比,儒家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本领的确略逊一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儒家谋求的是根本的解决,而非表面的解决。但总体上说,在高大上的理论和错综复杂的现实之间,儒家缺乏贯通之术。而儒家对于超越性的高洁人格的追求,则让他们与急功近利的时代之间始终存在隔膜,难以真正融为一体。当法家指引着秦国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儒家的博士们参与了有关帝制初建的制度研讨,比如皇帝名号的拟议,封建与郡县的优劣,等等;可是,每一次,他们提出的建议都不能贴合统治者的心意——儒家的学者与法家的君主始终还是有隔膜的。

到了汉朝,儒家终于有了一次贴合皇帝心意的举动。“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在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上,“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好像没有人注意到皇帝尊贵的存在。刘邦满心愤怒,一脸落寞。就在这个时候,儒者叔孙通找到了刘邦,告诉他,陛下需要的是礼仪。叔孙通说,我们“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打天下我们不行,但是守天下,我们是有一套的,让我来广泛征求鲁地的诸生,让他们和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起草朝会礼仪吧。刘邦犹豫了一下,问:“得无难乎?”你所说的礼仪不会太复杂难搞吧?叔孙通拍着胸脯做了保证。刘邦又嘱咐他,你做做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得让它简单易行,是我所能做到的。两年之后,长乐宫落成,汉王朝又一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礼仪的规范、指引之下,整个朝见活动井然有序,“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礼毕,又举行了宴会,从头到尾,“无敢欢哗失礼者”。刘邦心满意足,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到今天我才知道,做皇帝是何等尊贵。

儒家初登汉朝政治舞台的身份,是礼仪专家,这一点并不奇怪。他们本来就是西周封建礼制的传人。想当初,陈胜起义,鲁国的儒生去投奔他,就是带着“孔氏之礼器”的。而刘邦跟项羽争霸,打到孔子的老家,“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但是,没有一个儒者会满足于“礼仪专家”这样单调肤浅的身份。他们的自我期许,是治国安邦、整顿天下秩序的人。对儒家来说,仪式、音乐、器具这些,都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礼”涉及国家统治、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而“仪”只是它最外在的表现形式。“仪”可以脱离“礼”而存在。刘邦对朝会礼仪的接纳,是实用主义的、浅薄的。能够往儒生帽子里撒尿、张口闭口“尔公”(你老子)的刘家老三,还能怎样呢?当然,刘季本人也从没想过要装斯文,人家不是说了吗——不要搞得太复杂,得让我能懂。

儒者的时代还远未到来。尽管如此,随着统治的日渐稳定,帝国的统治者也开始关心一些更为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了,比如本朝的历史定位、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及其表现形式。用当时的话语来说,就是“天命”的问题、“正朔”的问题、礼仪制度的问题。儒家的机会在一点一点地展现。汉文帝时,贾谊提出汉家应当为土德(而不是水德),需要改正朔,要“以礼为治”,未获实现。贾谊之后,另一位儒生公孙臣旧事重提。这一次,儒生的运气很好,“后三岁,黄龙见成纪”,黄龙是土德的标志符号。文帝于是召见公孙臣,拜为博士,让他“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文帝还命令博士诸生讨论封禅礼仪。看起来老天有意兴儒,然而好事多磨。儒起源于东方的鲁,同样来自东方的,还有方术之士。儒生在西方的活动,往往与方士有关。而“天命”这一类的事情,本来就是超自然而非理性的,怎么可能少了方士的参与?最终,一个叫新垣平的方士玩儿大了,文帝发现被骗之后,兴味索然,“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连儒家也一起冷落了。而景帝,似乎从来都不喜欢搞这一套。

汉武帝即位之后,皇帝对礼的需求才再次勃发。武帝即位第一年,他的两位丞相魏其侯和武安侯“俱好儒术”,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又从鲁地请来了王臧、赵绾的老师大儒申培公,打算按照儒家思想改造国家,“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结果遭到了列侯的强烈抵制,“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于是天天跑到武帝的祖母窦太后面前去诋毁儒家。窦太后本来就喜好黄老之言,不喜欢儒家。第二年,御史大夫赵绾提出“无奏事东宫”,想把太后从权力中枢踢出去。窦太后大怒,抓住赵绾、王臧的小辫子立案审查。最终,赵绾、王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拟议中轰轰烈烈的改革全部作废。六年之后,窦太后去世,武帝才开始了和儒家的进一步接触。董仲舒贤良对策、公孙弘打破列侯为丞相的惯例,以丞相封侯,都是这以后的事情。

儒家学说与政治的结合,是通过儒生个人与政权的结合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权势的诱惑与压迫相伴,个人在欲望与操守中挣扎。

有人拒绝。叔孙通自告奋勇为汉高祖制定朝会礼仪时,邀请了鲁地的三十余名儒生进京。有两个人不肯去,他们不太瞧得起叔孙通的为人,觉得他是个马屁精。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更关键的是,他们觉得制礼作乐这样的事情,必须要积德百年然后才可以做。而汉家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根本就没有制礼作乐的资格。面对皇权的诱惑,这两位固执的儒者简直要捂着鼻子逃开。“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快走开,不要玷污了我们!

有人迟疑。汉武帝刚即位就“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召请大儒申培公。什么叫“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派专使带着尊贵的礼物,用四匹马拉的车,车轮上绑着草以降低震动,取得更为舒适的乘坐体验。申培公来了,态度却是不冷不热的。汉武帝问他“治乱之事”,申培公只简单地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关键是看做不做得到。搞得武帝很无语。申培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他是老糊涂了吗?我以为不是。这位老人家,曾经与楚王刘郢同学,后来就做了刘郢的太子刘戊的家教,师生相处得很不愉快。刘戊即位之后,竟然把老师阉割了。“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申培公与汉家权势和楚地遗风的接触是如此惨烈,怎能不让他心生畏惧、厌恶与隔膜?这一次,他那两个一心要干大事、以为要开创未来的学生最终也被逼自杀。申培公与汉家权势的接触再次宣告失败。

有人担忧。汉武帝征召的大儒之中,还有一位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倒是愿意合作的,可是“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当时还有一位六十岁的儒生公孙弘也在被征儒者之列。辕固生既征而复罢,道路相遇,公孙弘“侧目而视固”。辕固生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公孙先生,请你一定要秉承学术的良心说话,不要歪曲学术来迎合世事!

世事与学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学术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独立于现实的思考,超越世俗权势,追求和谐美好的新秩序。法家的世界权势至上,弱肉强食、急功近利、刑罚严苛。儒者迂阔,志存高远,理想宏大,却涉世未深。选择拒绝的,停留在现实之外保存了自身的高洁;态度迟疑的,身体在现实中出现,心灵却漠然不动。辕固生应召而不得行,喊话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表明了他心中深刻的忧惧。那些携带着儒家理想进入严酷现实的儒者,终于可以用学术来引导皇帝,服务天下国家,获取功名利禄。服务天下国家与获取功名利禄两者不一定矛盾,关键是皇帝的态度、权势的取向,以及现实的统治国家的需要。妥协是必需的,然而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是“允执其中”的?

在美国不长的历史当中,妥协(compromise)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词语。《独立宣言》要不要谴责英国国王对奴隶制的态度?杰斐逊的初稿里是有的,可是在最终的定稿中被拿掉了。因为这会伤害到蓄奴州的感情,从而破坏团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谋求独立,这是目标。为达此目标,必须妥协。真正有理想而善实践的人,都懂得妥协的艺术,他们不回避矛盾,善于讨论,积极调整,让各方利益达于平衡,最终获得同意,向前推进。他们也从不梦想一蹴而就,而是心中目标明确,脚下步伐稳健。这种人才是推动变革的真正力量。

这些善于妥协的人,多半都有被后人耻笑的黑历史。第一个儒生宰相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每次上朝议事,都只是把问题和解决方案摆出来,让皇帝自己选择,从来不肯对皇帝直言相谏,或与皇帝当面抗辩。这种态度,无比自信的汉武帝当然是喜欢的。公孙弘的从政风格,司马迁总结,是“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法家的规章制度、办事方法,公孙弘都熟悉,但是他又比他们高明,能够用儒术来装饰这些东西,让它显得高大上。汉武帝当然喜欢。官至御史大夫,同样得汉武帝欣赏的兒宽,“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兒宽是靠着法家张汤的推荐上去的,张汤之所以欣赏他,是因为他能够“以古法议决疑大狱”,同样也是法家的馅料,儒家的包子皮。汉武帝重启封禅计划,“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兒宽说,这种大事,只有圣主才能裁定,还得陛下自己来。“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关于大儒董仲舒,后世也有负面评价。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说:“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此处的“帝”意指汉武帝。董仲舒“以圣经为缘饰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杀”。

所言皆是;然而,也正是这样一批人开启了以儒家学说改造中国政治思想的先河。“驭下以深刻为明”,“决狱以惨酷为忠”,汉代的政治伦理是简单粗暴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妥协是不可能“进入”的,而只有“进入”才有改变的可能。司马迁没有回避对叔孙通的批评,但他同时也承认:“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而公孙弘则建立学官,开始更为系统地培养、选拔儒家人才。兒宽在皇帝身边虽然没有“面折廷争”的傲骨,但是,他治理地方的状态,却真真切切地展现出儒者官僚的新气象:“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他允许老百姓拖欠租赋,后来遇到军事征发,兒宽因为不能完成任务,评比落后,应当被罢免。属下的老百姓听说之后,“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争先恐后地主动交租。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法家认为,仁义是没用的东西,只能害自己,不能改造别人。而兒宽的做法则昭示了“仁义”的治理功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举行了儒家最高级别的祭天仪式。骨子里,他还是一个法家思想深重的皇帝,但是他的身边已经有像兒宽这样的最初的儒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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