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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pdf,txt,mobi,kindle,epub电子版书免费百度云百度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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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点推荐《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作者: 仇鹿鸣

这本书讲了什么?

1.从西晋平吴实现统一起算,这个王朝也就维持了三十七年,其中十六年还在“八王之乱”的兵燹中度过,如此短命的统一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所以,在历史叙述中往往被一笔带过,或者简单概括为奢靡、贪婪、白痴和政治上的不思进取,清谈误国。对历史作简单草率的处理,或者带着预先设定的观点以及强烈的价值判断去观察,就无法揭示历史真相,更不能对于后人有所启发。

2.实际上,西晋的统治者并非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从司马懿以至西晋武帝,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推崇“孝”,以孝入法,以孝治天下,企图打造出一个君臣父子秩序井然的社会,一个有道德的文明时代。这一点不应该一笔抹煞,斥之为虚伪,也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派别来区分思想,诸如法家崇尚简朴法制,儒家热衷奢靡人治等等,虚构一幅党派线条清晰却是人造的魏晋历史图画来。

3.西晋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治人事问题,司马氏继承的是曹魏的人马和传统,如何转变到西晋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来,这个问题司马氏一直没有处理好。第二个问题更重要,那就是如何树立适应当世、引领思潮的文化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司马氏做得更差。

4.司马氏出身于传统儒学大家,他试图用大家族伦理中的“孝”来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这种观念已经落伍,我们应该注意到东汉末期流传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透露出对于“孝道”反人性与虚伪性的批判。在社会动荡时代,大家族制度首当其冲,山谷陵替,旧族衰落,新人云起,想用已经破产的宗法绳索去驯服新的时代,当然不会成功,而且更因为西晋皇室内部的血腥争斗而令旧道德彻底失去人心,导致了西晋以后社会彻底的瓦解。

5.西晋的失败,应该放在东汉以来政治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大崩溃的背景下来认识。魏晋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以及统治者面对高昂激化的舆论时应对失措,无能、不作为和用错药,变成恶性循环,加剧社会迅速断裂为碎片,“八王之乱”又勾引胡族参加到争权夺利的内讧中来,政治破产、信仰崩溃加上民族斗争,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分裂时代。西晋是这个大崩溃时代的庸医,非但没能救世,反而用老处方给气息奄奄的病人开了一剂毒药。

6.本书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试读

司马懿死于嘉平三年(251)八月戊寅。《晋书》载其死于“梦贾逵、王淩为祟”, 注 此说固为不经,但其抱老病之躯,亲征淮南,无疑对其健康有所损害,这一急切的姿态亦可体现稳定淮南局势对于司马氏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辅政,继续执掌朝政。司马师从嘉平三年执政至正元二年(255)去世,其间不足五年,为时不长,但对司马氏代魏的进程而言,却是意义非凡。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对于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注意不多,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西晋皇权最后传入司马昭一系,后人对于司马师的作用不免有所忽视。但司马师实际上奠定了魏晋嬗代的政治基础。而正是因为其有大功于晋室,使其养子齐王司马攸在魏晋之际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许多人主张立其为太子,承续大统,对西晋初年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便对司马师的功业略作考辨。司马师在高平陵之变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在上文中已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司马懿死后,尽管司马师平稳地完成了权力的接收,但是其所面对的政治形势相当严峻。司马懿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更多的是依靠其个人的政治声望和长期积累下来的人事资源,其生前并没有来得及对中央和地方的潜在反对者加以清洗,司马师继任时曹魏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

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掌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 注

而在这些人中,“心存曹氏”反对司马氏专权的人尚为数不少。

司马师首先要面对的困境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不足,司马懿专权尚可以魏明帝的遗命为托词,其本人亦是曹魏的元老重臣,威望、功绩一时无出其右者。而司马师的执政是权力在权臣家族内部传递的结果。尽管司马师援引 “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的典故来为自己辩护,希望借此将司马懿的威望与掌握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注 但是,在专制皇权的体系下,只有君主的权力可以世代传递,大臣的权力来源于君主的授予,权臣家族内部的权力交接是对君主权威的一种公开挑战,也往往意味着对于皇权的觊觎。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间的权力交替,明确昭示了司马氏的野心,必将激起“心存曹氏”的大臣的强烈反抗。

威望、功绩皆显得不足的司马师决心通过建立事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于是在嘉平四年(252)十一月令司马昭都督王昶等三道伐吴,不想却被吴将诸葛恪大败于东关。 注 东关之役源起于诸葛恪在濡须以北的东兴修筑大堤及两座关城。 注 当时诸葛恪与司马师皆处于刚刚执政的微妙时刻,都有意将立功疆场作为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诸葛恪筑城之举固然蕴有挑衅的意味,但是司马师轻率的过激反应恰好堕入他的圈套。虽然在《三国志·傅嘏传》将东关之役的起因归结为“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回避了是谁首先提议大规模攻吴的问题,而司马彪《战略》更是直接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 注 同样回避了司马师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在司马师执政不久,根基尚不稳固的情况下,若非是受到司马师的暗示,主持淮南、荆州前线的军事将领不约而同地提出攻吴主张,这在时间上未免过于巧合,而且这三人的军事计划各自不同,可以推想他们之前并未互通声气。除此三人之外,镇东将军诸葛诞也向司马师提出了自己的行动方案,他主张分两处用兵,“使文舒(王昶)逼江陵,仲恭(毌丘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 注 以此观之,攻吴之役当是由朝中决议之后,然后再分别征询淮南、荆州前线军事将领的意见,并责成他们提出行动方案,因此负责对吴前线四位高级将领,才分别上表提出各自的军事计划。恐怕这样才更加趋近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而提议攻吴只能是把持朝政的司马师。《三国志》成于西晋,《战略》的作者司马彪为西晋宗室,出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他们在记载中都有意为司马师掩饰。由于前线将领对于作战计划意见分歧,司马师专门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并不赞成大规模伐吴的计划,司马师却执意进行,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伐吴乃是出自于司马师本人的决断。 注

司马师最终的军事部署是以诸葛诞、胡遵等率步骑七万围东关,作为主力;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牵制上流吴军, 注 基本上是采纳了诸葛诞提出的作战方略。而且诸葛诞以镇东将军之衔都督地位在其之上的征东将军胡遵, 注 这一人事安排也体现了诸葛诞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但在战败之后,司马师却引躬自责:“我不听公休(诸葛诞),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 注 并没有处罚战败诸将, 注 只削除了其弟司马昭的爵位,以示惩戒,似乎是因为没有坚决实行诸葛诞提出的围城打援计划,才导致了战争的溃败。但无论如何,东关之败对于刚刚执政的司马师的威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司马师应对得当,采取怀柔政策,委过于弟,安抚诸将,因而并未激起内部更大的政治动荡,但是朝廷之中并非没有追究战败责任的呼声:

司马文王为安东,(王)仪为司马。东关之败,文王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曰:“责在军帅。”文王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杀之。 注

当王仪提出主帅应该为战败承担责任时,立即激怒了司马昭,并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可见东关之败是当时司马氏极其忌讳的一个话题。司马昭当时的身份是持节、都督、安东将军,可擅杀无官位之人,若在战争状态下,其权力与使持节相同,可擅杀二千石以下。 注 但是司马昭诛杀王仪时,东关之役当已结束,诛杀王仪多少超越了他的权限范围。加之司马乃是军府上佐,王仪之父王修更是曹魏元老,若非得到司马师的授意或许可,司马昭绝不可能贸然行此非常之举。从王仪之死中可以窥见在司马师表面上宽容诸将,引躬自责的背后,更在警惕地防备着任何以战败为借口,动摇司马师执政地位的尝试,当时的朝中安定的表象背后弥漫着紧张的政治气氛。其后,司马师并没有放弃通过建立事功来增加自己威望的努力,又于嘉平五年(253)令陈泰讨胡,亦无功而返。 注 这两次战争的失利,沉重打击了司马师的权威,显现了曹魏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在其后毌丘俭讨伐司马师的檄文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东关之败对于曹魏政权的打击:

贼退过东关,坐自起众,三征同进,丧众败绩,历年军实,一旦而尽,致使贼来,天下骚动,死伤流离,其罪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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