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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帕梅拉·保罗

内容简介:

小时候,阅读行为被安上了条条框框。有些书适合读,有些书不适合,有些书会让大人们冲你微笑,默许你将它们抱入怀中,而有些书,当大人们窥见你神色匆忙地阅读,就会面露愁容。世上总有你不该读的书,至少现在不行。一切关乎时间和场合。

但对我而言,时间总是不够用,场合则难以寻觅。带一本自己的书去学校是禁忌,也根本行不通,因为躲在某个地方阅读时总会被球砸中脑袋。在夏令营读书则简直是“违法”行为,在那里,休息时间理应大合唱。

成年之后,我为没有培养出什么爱好——编织、瑜伽、摇摆舞、字谜游戏——却仅保有阅读的习惯而谴责自己。情况一成不变。别人都对某一件事怀有激情,我的激情去哪里了呢?如果那时就知道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激情的话,我肯定会开心得多。没有人把阅读当作激情,我也没有想象它还会是别的什么。

挑战自我的阅读,择书为己立言,稍稍打破规则,却在某种程度上定义自己的规则,这些让我兴奋不已。等再长大一些后,我开始慢慢知晓,没人会真的知道并在意你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什么,也不会有人知道或在意你选择这本书的缘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压根不会来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不再为自己的选择感到窘迫,却对我选择书籍的能力越来越自信。我甚至开始为这些选择而自豪,并且,我常常会想,我的判断其实是非常老道的。(对于这一点,我的感觉并非总是准确。)外在的美丽新世界或许一直在恫吓我,但我可以偷偷地潜入一本书中旅行,只要方法得当,我就永远不会身陷囹圄。

试读

为什么读书

不久之前,在一次“基德利特”读书俱乐部的聚会上,一个会友问了一个问题,让所有人停止了讨论:“你为什么读书?”她问这个问题时,我们正围绕着某本书(当然是一本童书)的优缺点展开激烈的辩论。我们对这本书的分歧非常大。她含蓄地指出,或许,我们对一本书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追寻的东西不一样。

“我是说真的。”她重复道。她凑巧是一个心理医生,所以非常自然地要求我们仔细想想该怎么回答:“你们为什么读书?”

这个问题是向一群资深读者提出的。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文学经纪人、英语老师、编辑或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多少已心知肚明。但是,每个人看上去都有些目瞪口呆,仿佛在那一刻,我们被迫去审视内心,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我们之前为什么都没想过将它提出?我们停下来思考。随后,按照落座顺序,大家挨个给出了答案。

“我仅仅为了娱乐而读。”

“我为了学习而读。”

“我为了感知世界而读。”

“我为了逃避现实而读。”

“我为了快乐而读。”

“我为了发现而读。”

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核心需要,因为这种需要,我们才去读书。但是,随后的对话表明,实际情况要比这种需要复杂得多。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刻,或者说,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感受过这些内驱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读者会广泛阅读,即便他们在这一类或那一类主题上更为投入。

此外,一个人读书的首要原因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变化只在一瞬间。一场他人的死亡,一次离婚,一段空巢期,一场健康危机——这类生活的变化会搅动读书的核心动机。不出我所料,有人在餐桌边给出了乏味的答案:“我过去读书是为了寻求答案,但是现在我已人到中年,只为了纯粹的愉悦感而读。”有人这么解释:“我不再寻求认可了。”另一个人说:“我想要质疑。”

轮到我回答时,我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我读书是为了搭乘书籍去往某处。”我一直都是这样读书的。从根本上说,我想进入另一个世界。我想要离开。这或许是童年留下的不安全感导致的——我若成为另一个人,成为另一种女主人公,去追求更为值得、更为有趣的冒险,会是怎样的状态?只要有机会,我就想进入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和另一种视角——无论是现在的阿尔及利亚,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蒙大拿,抑或是“前制片法年代”[1]的好莱坞。

准确地说,这和逃避现实无关,只和我在别处无法体会的经历有关。我之所以想知道在南太平洋上航海的一名商船水手是什么感觉,是因为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位在南太平洋上航海的商船水手;我之所以想要阅读罗尔德·达尔笔下20世纪早期的挪威少年,是因为如果不读他的书,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北极圈外围长大,走几公里去看最近的牙医,被一位残忍的校长用拐杖殴打意味着什么。书籍为我持续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本好书将你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境遇中,置于另一个角色的位置上,将你与他人焊接起来。你会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到通过其他方式无法理解的某个人,过上一种你永远不会过的生活。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想读有关当代美国非正常家庭的小说,或是某个在纽约报社工作的人、某个按照“工作—生活—家庭”的节奏过活的人的长篇故事。也许因为我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完全不觉得这些题材有多扣人心弦,或者说,有多给人以启迪。《诺顿选集》激发了我填补阅读空白积累知识的需求,这种需求虽然非常短暂,但依旧渗透在我体内,让我难以满足。我愿意去了解自己尚不了解的。

2015年11月,时隔八年我第一次回到了巴黎。尽管随着电子邮件和可视电话的出现,与马蒂厄一家联系已经不算什么难事,但是我们几乎没怎么联系过。尽管有三个孩子和一份全职工作意味着很难抽出空闲,但我还是喜欢与他们实实在在地见一面。这是在异常纯粹和全然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段关系,你会觉得保持这种关系是正确的。自从怀上泰迪,经历了一场被一次次可怕的晨吐毁了的旅途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巴黎。在一个天气尤为糟糕的午后,我为了寻找能咽下肚的东西,在这座城市里艰难跋涉,唯一能忍受的只有不加榛子的苦巧克力冰淇淋。为什么巴黎没有东西可吃?

我的法国姐妹朱丽叶现在成了巴斯德学院的一位生物基因学家,几年前她来纽约开会期间曾来探望我。那之后,她生了两个孩子。我在读书期间居住的房间现在成了她的。我的法国兄弟保罗子承父业,成了一名建筑师。他与罗马尼亚女友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我住在那里时,他才十四岁,现在他的头发已经发了白。他的住处距离与伯特兰共用的工作室不远,走几步路就可以到。马蒂厄一家最年轻的成员,玛戈,在我第一次住在巴黎时,只有十岁——和现在的比阿特丽斯一样大,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一起搬去了布鲁塞尔,成了一名儿童心理医生。马蒂厄一家足足添了七个新丁,我却一个都没见过。

我一出机场就径直奔赴四十分钟车程外他们在巴黎北的房子。令人愉快的是,玛戈凑巧也从比利时回来探亲。那个周末,镇子上有一个集市,拥挤的街道上摆满了货物,与曼哈顿第三大道的街道集市一样混乱——一样标准化的垃圾食物,一样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只不过偶尔点缀着一点法国文化的东西——油煎薄饼、“罪恶”糖果和手工奶酪。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地方没有变。马蒂厄一家的房子依旧摇摇欲坠,里面东西乱堆一气,墙上依旧贴着那面巨大的古董镜,角落里堆满了他们去拉罗谢尔度假时拍的褪色照片,巨大的木质书架上摆满了“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客厅的一整块天花板上挂满了卡洛儿设计的极具幻想色彩的吊灯——一盏盏巴洛克式的古董灯,上面装饰着她从一个朋友那里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购来的比利时玻璃。这是一栋不断拉你陷入记忆的房子。19世纪的胡椒研磨器。老旧的《法语报》。祖父母做的手工玩偶。

“我正在读这位冰岛作家的书,”卡洛儿将一本法语译本塞给我,热情地推荐道,“如果有英语译本的话,你一定得看看。”(没有英译本。)有一位来自“象牙海岸”的外交官来参加一个“欧非文化会议”,他在我到达的同一天来吃中饭。伯特兰和他自学生年代就认识。伯特兰紧紧抓住朋友的博士论文不放。这位外交官请求他归还论文,但是伯特兰友好地拒绝了。“你给我的这篇论文可是一件礼物!这是天才之作,对我来说非常珍贵——你不能要回去!”所有人都在花园里喝开胃酒,与此同时,玛戈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法国的小孩经常像这样稍稍被丢在一旁。

但是,马蒂厄一家的世界却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了。周日时,大多数药店都会关门,店主会挂一个标牌引导遇到紧急情况的人们去还开着的药店。我经常忘记把化妆品装进行李,所以总需要去买新的,因此,在那个周日,我去了这座城市我不熟的地方的一家药店。这个地方遍布大体相似的贫民高楼,女人们都戴着头巾,男人们聚集在街角,街头犯罪很普遍。那一年的早些时候,“查理周刊事件”发生之后,难民们据称涌入了这座围着中世纪的城墙,四周环绕着农田、森林和老式制糖工厂的城市寻求庇护,难民遍布各处,令我感到震惊。村民们却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

卡洛儿为了接纳一家叙利亚难民,在三楼腾出了三间房间。这个家庭由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一岁大的孩子组成。她搭凑起了一间临时厨房,准备了家中七个小孩穿过的一堆旧衣服。在村委会召开的难民安置活动中,一名排在卡洛儿前面的女士说:“只要不是穆斯林就行,我们只接受基督教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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