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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帕梅拉·保罗
内容简介：
小时候，阅读行为被安上了条条框框。有些书适合读，有些书不适合，有些书会让大人们冲你微笑，默许你将它们抱入怀中，而有些书，当大人们窥见你神色匆忙地阅读，就会面露愁容。世上总有你不该读的书，至少现在不行。一切关乎时间和场合。
但对我而言，时间总是不够用，场合则难以寻觅。带一本自己的书去学校是禁忌，也根本行不通，因为躲在某个地方阅读时总会被球砸中脑袋。在夏令营读书则简直是“违法”行为，在那里，休息时间理应大合唱。
成年之后，我为没有培养出什么爱好——编织、瑜伽、摇摆舞、字谜游戏——却仅保有阅读的习惯而谴责自己。情况一成不变。别人都对某一件事怀有激情，我的激情去哪里了呢？如果那时就知道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激情的话，我肯定会开心得多。没有人把阅读当作激情，我也没有想象它还会是别的什么。
挑战自我的阅读，择书为己立言，稍稍打破规则，却在某种程度上定义自己的规则，这些让我兴奋不已。等再长大一些后，我开始慢慢知晓，没人会真的知道并在意你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什么，也不会有人知道或在意你选择这本书的缘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压根不会来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不再为自己的选择感到窘迫，却对我选择书籍的能力越来越自信。我甚至开始为这些选择而自豪，并且，我常常会想，我的判断其实是非常老道的。（对于这一点，我的感觉并非总是准确。）外在的美丽新世界或许一直在恫吓我，但我可以偷偷地潜入一本书中旅行，只要方法得当，我就永远不会身陷囹圄。
试读
为什么读书
不久之前，在一次“基德利特”读书俱乐部的聚会上，一个会友问了一个问题，让所有人停止了讨论：“你为什么读书？”她问这个问题时，我们正围绕着某本书（当然是一本童书）的优缺点展开激烈的辩论。我们对这本书的分歧非常大。她含蓄地指出，或许，我们对一本书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追寻的东西不一样。
“我是说真的。”她重复道。她凑巧是一个心理医生，所以非常自然地要求我们仔细想想该怎么回答：“你们为什么读书？”
这个问题是向一群资深读者提出的。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文学经纪人、英语老师、编辑或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多少已心知肚明。但是，每个人看上去都有些目瞪口呆，仿佛在那一刻，我们被迫去审视内心，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我们之前为什么都没想过将它提出？我们停下来思考。随后，按照落座顺序，大家挨个给出了答案。
“我仅仅为了娱乐而读。”
“我为了学习而读。”
“我为了感知世界而读。”
“我为了逃避现实而读。”
“我为了快乐而读。”
“我为了发现而读。”
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核心需要，因为这种需要，我们才去读书。但是，随后的对话表明，实际情况要比这种需要复杂得多。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刻，或者说，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感受过这些内驱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读者会广泛阅读，即便他们在这一类或那一类主题上更为投入。
此外，一个人读书的首要原因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变化只在一瞬间。一场他人的死亡，一次离婚，一段空巢期，一场健康危机——这类生活的变化会搅动读书的核心动机。不出我所料，有人在餐桌边给出了乏味的答案：“我过去读书是为了寻求答案，但是现在我已人到中年，只为了纯粹的愉悦感而读。”有人这么解释：“我不再寻求认可了。”另一个人说：“我想要质疑。”
轮到我回答时，我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我读书是为了搭乘书籍去往某处。”我一直都是这样读书的。从根本上说，我想进入另一个世界。我想要离开。这或许是童年留下的不安全感导致的——我若成为另一个人，成为另一种女主人公，去追求更为值得、更为有趣的冒险，会是怎样的状态？只要有机会，我就想进入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和另一种视角——无论是现在的阿尔及利亚，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蒙大拿，抑或是“前制片法年代”[1]的好莱坞。
准确地说，这和逃避现实无关，只和我在别处无法体会的经历有关。我之所以想知道在南太平洋上航海的一名商船水手是什么感觉，是因为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位在南太平洋上航海的商船水手；我之所以想要阅读罗尔德·达尔笔下20世纪早期的挪威少年，是因为如果不读他的书，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北极圈外围长大，走几公里去看最近的牙医，被一位残忍的校长用拐杖殴打意味着什么。书籍为我持续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本好书将你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境遇中，置于另一个角色的位置上，将你与他人焊接起来。你会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到通过其他方式无法理解的某个人，过上一种你永远不会过的生活。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想读有关当代美国非正常家庭的小说，或是某个在纽约报社工作的人、某个按照“工作—生活—家庭”的节奏过活的人的长篇故事。也许因为我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完全不觉得这些题材有多扣人心弦，或者说，有多给人以启迪。《诺顿选集》激发了我填补阅读空白积累知识的需求，这种需求虽然非常短暂，但依旧渗透在我体内，让我难以满足。我愿意去了解自己尚不了解的。
2015年11月，时隔八年我第一次回到了巴黎。尽管随着电子邮件和可视电话的出现，与马蒂厄一家联系已经不算什么难事，但是我们几乎没怎么联系过。尽管有三个孩子和一份全职工作意味着很难抽出空闲，但我还是喜欢与他们实实在在地见一面。这是在异常纯粹和全然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段关系，你会觉得保持这种关系是正确的。自从怀上泰迪，经历了一场被一次次可怕的晨吐毁了的旅途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巴黎。在一个天气尤为糟糕的午后，我为了寻找能咽下肚的东西，在这座城市里艰难跋涉，唯一能忍受的只有不加榛子的苦巧克力冰淇淋。为什么巴黎没有东西可吃？
我的法国姐妹朱丽叶现在成了巴斯德学院的一位生物基因学家，几年前她来纽约开会期间曾来探望我。那之后，她生了两个孩子。我在读书期间居住的房间现在成了她的。我的法国兄弟保罗子承父业，成了一名建筑师。他与罗马尼亚女友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我住在那里时，他才十四岁，现在他的头发已经发了白。他的住处距离与伯特兰共用的工作室不远，走几步路就可以到。马蒂厄一家最年轻的成员，玛戈，在我第一次住在巴黎时，只有十岁——和现在的比阿特丽斯一样大，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一起搬去了布鲁塞尔，成了一名儿童心理医生。马蒂厄一家足足添了七个新丁，我却一个都没见过。
我一出机场就径直奔赴四十分钟车程外他们在巴黎北的房子。令人愉快的是，玛戈凑巧也从比利时回来探亲。那个周末，镇子上有一个集市，拥挤的街道上摆满了货物，与曼哈顿第三大道的街道集市一样混乱——一样标准化的垃圾食物，一样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只不过偶尔点缀着一点法国文化的东西——油煎薄饼、“罪恶”糖果和手工奶酪。
从某些
方面来说，这个地方没有变。马蒂厄一家的房子依旧摇摇欲坠，里面东西乱堆一气，墙上依旧贴着那面巨大的古董镜，角落里堆满了他们去拉罗谢尔度假时拍的褪色照片，巨大的木质书架上摆满了“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客厅的一整块天花板上挂满了卡洛儿设计的极具幻想色彩的吊灯——一盏盏巴洛克式的古董灯，上面装饰着她从一个朋友那里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购来的比利时玻璃。这是一栋不断拉你陷入记忆的房子。19世纪的胡椒研磨器。老旧的《法语报》。祖父母做的手工玩偶。
“我正在读这位冰岛作家的书，”卡洛儿将一本法语译本塞给我，热情地推荐道，“如果有英语译本的话，你一定得看看。”（没有英译本。）有一位来自“象牙海岸”的外交官来参加一个“欧非文化会议”，他在我到达的同一天来吃中饭。伯特兰和他自学生年代就认识。伯特兰紧紧抓住朋友的博士论文不放。这位外交官请求他归还论文，但是伯特兰友好地拒绝了。“你给我的这篇论文可是一件礼物！这是天才之作，对我来说非常珍贵——你不能要回去！”所有人都在花园里喝开胃酒，与此同时，玛戈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法国的小孩经常像这样稍稍被丢在一旁。
但是，马蒂厄一家的世界却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了。周日时，大多数药店都会关门，店主会挂一个标牌引导遇到紧急情况的人们去还开着的药店。我经常忘记把化妆品装进行李，所以总需要去买新的，因此，在那个周日，我去了这座城市我不熟的地方的一家药店。这个地方遍布大体相似的贫民高楼，女人们都戴着头巾，男人们聚集在街角，街头犯罪很普遍。那一年的早些时候，“查理周刊事件”发生之后，难民们据称涌入了这座围着中世纪的城墙，四周环绕着农田、森林和老式制糖工厂的城市寻求庇护，难民遍布各处，令我感到震惊。村民们却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
卡洛儿为了接纳一家叙利亚难民，在三楼腾出了三间房间。这个家庭由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一岁大的孩子组成。她搭凑起了一间临时厨房，准备了家中七个小孩穿过的一堆旧衣服。在村委会召开的难民安置活动中，一名排在卡洛儿前面的女士说：“只要不是穆斯林就行，我们只接受基督教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