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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我的外祖父喜欢读书,为母亲读了很多唱本,所以,虽然母亲是文盲,但能给我讲故事。到少年时期,我认识了一些字,看小人书、连环画。那个年代,小人书铺的店主会把每本新书的书皮扯下来,像穿糖葫芦一样穿成一串,然后编上号、挂在墙上,供读者选择。由于囊中羞涩,你要培养起一种能力——看书皮儿,了解这本书讲的故事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从而作出判断,决定究竟要不要花两分钱来读它。

小学四五年级,我开始看文学类书籍。从1949年到1966年我上中学期间,全国出版的比较著名的长篇小说也就二十几部,另外还有一些翻译的外国小说,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五六十部。我差不多在那个时期把这些书都读完了,下乡之后就成了一个心中有故事的人。

从听故事、看小人书到读名著,可以说这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听过故事的人很难对小人书发生兴趣,长大以后自然也不会爱读书。可见,家庭环境对培养子女阅读习惯有多重要!

好人是个什么概念?好人是天生的吗?我想,有一部分是跟基因有关的,就像我们常说的“善根”。但是,大多数人后天是要变化的,正如三字经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当年,我们拿起的任何一本书,有个最基本的命题,就是善,或者说人道主义。我们读书时,会对书中的正面人物产生敬意,继而以其为榜样,他们怎么做,我们也会学着做。学的多了,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这条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读了很多好书,他很可能是个好人。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书籍对自己的改变,在“底色”的层面影响了我。因此,我对书籍的感激超越常人。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暴力、色情等不良内容。这是网络文化产生以后,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点,外国人很快就从这个泡沫中摆脱出来了——他们过了一把瘾,明白电脑和手机只不过是工具,没营养的内容很浪费时间;而且,这些不良内容就像无形的绳子,套住你品位使劲往下拽,往往还是“下无止境”的。如果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们也成了这种低俗文化娱乐的爱好者,我们也会感到悲哀。

咱们的电视节目跟五六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仅以“逗乐”为唯一目的了,加进了友情、亲情的温暖和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这些正面的社会价值观开始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当然,节目本身的品质也是重点。要相信,我们的大多数创作者会逐渐体会到:不应该只停留在“逗乐”的层次上。至于网络上的不良内容和受众人群,我感到遗憾——有那么多好的书、好的文章给读者带来各种美好的可能性,你为什么偏要往那么低下的方向走呢?娱乐也是需要体面的。看一本《金瓶梅》说明不了什么,但如果只找这类书和片段来看就有问题了。这样做人不就毁了吗?在当代社会,这样的人已经和那些文字垃圾变成同一堆了。现在,有些青年就愿意沉浸在那样的泡沫里,那就不要抱怨你的人生没有希望。

个人有没有文化自信?当然有。在日常生活中,我就经常看到许多人处于自卑的状态,哪怕他们成了有钱人,当了官,一谈到文化,他们就不自信了。而我也接触过一些普通人,他在文化上是自信的,可以和任何人平等地谈某一段历史、某一个话题。书和人的关系就在这儿——在教育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你无法跟那些出身于上层社会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但在读书这件事上,你们是平等的。无论你端盘子,开饭馆,或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那么多的好书就摆在那供你选择。与其怨天尤人——我没有一个好爸爸、好家庭,连朋友都在同样层面,不如看看眼前这条路,路上铺满了书。

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你多读一本好书,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实际上,除了书籍,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使普通青年朝向学者、作家这条路走过去。只要你曾经花过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去读好书,无论做什么,都有自信。

我们年轻时手头很紧,花八角钱买一本书也会犹豫。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太多,一本书即便是四五十元,也不过就是一场电影票的钱,年轻人却不愿意读书了。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四亿,而我们的读书人口比例的世界排名是很靠后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在地铁上,满眼望去,在一万个人里可能都挑不到一个有读书习惯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从一个人的言行中就能看到他们的父母与家庭,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那些只顾着“追星”的“追星族”还能活到什么高度?其实,我这么说的时候,包含着一种心疼。

阅读一颗心

在为到大学去讲课做些必要的案头工作的日子里,又一次思索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相结合等。毫无疑问,对于我将要面对的大学生们,这些基本的概念似乎早已陈旧,甚而被认为早已过时。但,万一有某个学生认真地提问呢?

于是想到了雨果,于是重新阅读雨果的作品,于是一行行真挚的、热烈得近乎滚烫的、充满了诗化和圣化意味的句子,又一次使我像少年时一样被深深地感动。坦率地说,生活在仿佛每一口空气中都分布着物欲元素和本能意识的今天,我已经根本不能像少年时的自己一样信任雨果了。但我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依我想来,雨果当年所处的巴黎,其人欲横流的现状比之世界的今天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性真善美所必然承受的扭曲力,也肯定比今天强大得多,这是我不信任他笔下那些接近着道德完美的人物之真实性的原因。但他内心里怎么就能够激发起塑造那样一些人物的炽烈热情呢?倘不相信自己笔下的人物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有依据存在着的,起码是可能存在着的,作家笔下又怎会流淌出那么纯净的赞美诗般的文字呢?这显然是理想主义高度上升作用于作家大脑之中的现象。我深深地感动于一颗作家的心灵,在他所处的那样一个四处潜伏着阶级对立情绪、虚伪比诚实在人世间获得更容易的自由,狡诈、贪婪、出卖、鹰犬类人也许就在身旁的时代,居然仍对美好人性抱着那么确信无疑的虔诚理念。

是的,我今天又深深地感动于此,又一次明白了我一向喜欢雨果远超过左拉或大仲马们的理由,我个人的一种理由;并且,又一次因为我在同一点上的越来越经常的动摇,而自我审视,而不无羞惭。

那么,让我们来重温一部雨果的书吧,让我们来再次阅读一颗雨果那样的作家的心吧。比如,让我们来翻开他的《悲惨世界》——前不久电视里还介绍过由这部名著改编的电影。

一名苦役犯逃离犯人营以后,可以“变成”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变成”一位市长。但是“变成”一位好市长,必定有特殊的原因。

米里哀先生便是那原因。

米里哀先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曾是一位地方议员,一位“着袍的文人贵族”的儿子。青年时期,还曾是一名优雅、洒脱、头脑机灵、绯闻不断的纨绔子弟。今天,我们的社会里,米里哀式的纨绔子弟也多着呢。“大革命”初期这名纨绔子弟逃亡国外,妻子病死异乡。当这名纨绔子弟从国外回到法国,却已经是一位教士了。接着做了一个小镇的神父。斯时他已上了岁数,“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他曾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拿破仑。

皇帝问:“这个老头儿老看着我,他是什么人?”

米里哀神父说:“你看一个好人,我看一位伟人,彼此都得益吧。”

由于拿破仑的暗助,不久他由神父变成了主教大人。

他的主教府与一所医院相邻,是一座宽敞美丽的石砌公馆。医院的房子既小又矮。于是“第二天,二十六个穷人(也是病人)住进了主教府,主教大人则搬进了原来的医院”。国家发给他的年薪是一万五千法郎。而他和他的妹妹及女仆,每月的生活开支仅一千法郎,其余全部用于慈善事业。那一份由雨果为之详列的开支,他至死没变更过。省里每年都补给主教大人一笔车马费,三千法郎。在深感每月一千法郎的生活开支太少的妹妹和女仆的提醒之下,米里哀主教去将那一笔车马费讨来了。因而遭到了一位小议院议员的诋毁,向宗教事务部长针对米里哀主教的车马费问题打了一份措词激烈的秘密报告,大行文字攻击之能事。但米里哀主教将那每月三千法郎的车马费,又一分不少地用于慈善之事了。他这个教区,有三十二个本堂区,四十一个副本堂区,二百八十五个小区。他去巡视,近处步行,远处骑驴。他待人亲切,和教民促膝谈心,很少说教。后一点在我看来尤其可敬。他是那么关心庄稼的收获和孩子们的教育情况。“他笑起来,像一个小学生。”他嫌恶虚荣。“他对上层社会的人和平民百姓一视同仁。”“他从不下车伊始就不顾实际情形胡乱指挥。他总是说:‘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他为了便于与教民交心而学会了各种南方语言。

一名杀人犯被判死刑,前夜请求祈祷。而本教区的一位神父不屑于为一名杀人犯的灵魂服务。我主教大人得知后,没有只是批评,没有下达什么指示,而是亲自去往监狱,陪了犯人一整夜,安抚他战栗的心。第二天,还陪着上囚车,陪着上断头台……

他反对利用“离间计”诱使犯人招供。当他听到了一桩这样的案件,当即发表庄严的质问:“那么,在哪里审判国王的检察官先生呢?”

他尤其坚决地反对市侩哲学。逢人打着唯物主义的幌子贩卖市侩哲学,就会立刻冷嘲热讽,而不顾对方的身份是一名尊贵的议员……

雨果干脆在书的目录中称米里哀主教为“义人”,正如泰戈尔称甘地为“圣雄甘地”;还干脆将书的一章的标题定为“言行一致”,而另一章的标题定为“主教大人的袍子穿得太久了”,正如我们共产党人的好干部,从前总是有一件穿得太久了补了又补的衣服……

雨果详而又详地细写主教大人的卧室,它简单得几乎除了一张床另无家具。冬天他还会睡到牛栏里去,为的是节省木柴(价格昂贵),也为了享受牛的体温。而他养的两头奶牛产的奶,一半要送给医院的穷病人。而他夜不闭户,为的是使找他寻求帮助的人免了敲门等待的时间……

他远离某些时髦话题,嫌恶空谈,更不介入无谓的争辩。在他那个时代诸如王权和教权谁应该更大的问题一直纠缠着辩论家们。

而米里哀主教最使我们中国人钦服的,也许是这么一点——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教,却谦卑地认为“我是地上的一条虫”。米里哀主教大人作为一个人,其德行已经接近完美了。雨果塑造他的创作原则,也与我们中国人塑造“样板戏”人物的原则如出一辙而又先于我们,简直该被我们尊称为老师了。

我将告诉我的学生们,那就是经典的理想主义文本了,那就是经典的理想主义文学人物了。

于是,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收留一夜;陪吃了饱饱的一顿晚餐;半夜醒来却偷走了银器,天一亮即被捉住,押解了来让米里哀主教指认,主教却当其面说是自己送给他的,也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主教非但那么说,而且头脑里也这么认为——银器不是我们的,是穷人的,“他”显然是个穷人,所以他只不过拿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

于是,冉·阿让“变成”马德兰先生、马德兰市长以后,德行上那么像另一位米里哀,在雨果笔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其生活俭朴像之;其乐善好施像之;其悲悯心肠像之;其对待沙威警长的人性胸怀像之。总之,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有另一位米里哀的影子伴随着他。一个米里哀死了,另一个米里哀在《悲惨世界》中继续前者未竟的人道事业。

连沙威也是极端理想主义的——因为绝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沙威们,其被异化了的“良心”是很不容易省悟的。即使偶一转变,也只不过是一时一事的。过后在别时别事,仍是沙威们。人性的感召力对于沙威们,从来不可能强大到使他们投河的程度。他们的理念一般是由对人性的反射屏装点着的……

米里哀主教大人死时已八十余岁,且已双目失明。他的妹妹一直与他相依为命。雨果在写到他们那种老兄妹关系时,极尽浪漫的、诗化的、圣化的赞美笔触:“有爱就不会失去光明。而且这是何等的爱啊!这是完全用美德铸成的爱!心明就会眼亮。心灵摸索着寻找心灵,并且找到了。这个被找到被证实的灵魂是个女人。有一只手在支持你,这是她的手;有一张嘴在轻吻你的额头,这是她的嘴;你听见身边呼吸的声音,这是她,一切都得自于她,从她的崇拜到她的怜悯,从不离开你,一种柔弱的甜蜜的力量始终在援助你,一根不屈不挠的芦苇在支持你,伸手可以触及天意,双手可以将它拥抱,有血有肉的上帝,这是多么美妙啊……她走开时像个梦,回来却是那么的真实。你感到温暖扑面而来,那是她来了……女性的最难以形容的声音安慰你,为你填补一个消失的世界……”

有这样一个女人在身旁,雨果写道:“主教大人从这一个天堂去了另一个天堂。”

如果忘记一下《悲惨世界》,那么读者肯定会作如是之想:这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炽烈的初恋渴望吧?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心上人对心上人的痴爱的倾诉吧?

但雨果写的是八十余岁的主教与他七十余岁的妹妹之间的感情关系。这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学史上仅有的一对老年兄妹之间的感情关系的绝唱,使我们在被雨果的文字感染的同时,难免会觉得怪怪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对老年兄妹或一对老年夫妇,无论他们的感情何等的深长,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也每趋于俗态,甚至会变得只不过像两个在一起玩惯了的儿童……

那么我将告诉我的学生们,那就是浪漫主义的经典文本了。

雨果完成《悲惨世界》时,已然六十岁。他与某伯爵夫人的柏拉图式的婚外恋情,也已持续了二十余年。他旅居国外时,她亦追随而至,住在仅与雨果的住地隔一条街的一幢楼里,为的是他可以很方便地见到她。故我简直不能不怀疑,雨果所写,也许更是他自己和她之间的那一种状态。雨果死时,和他笔下的米里哀主教同寿,都是八十三岁。这一偶然似乎具有神秘性。

《悲惨世界》的创作使命,倘仅仅为塑造两个德行完美的理想人物而已,那么雨果就不是雨果了。这是一部几乎包罗社会万象的书。随后铺展开的,是全景式的法国时代图卷。尤其将巴黎公社起义这一大事件纳入书中,无可争议地证明了雨果毕竟是雨果。

那么,我将告诉我的学生们,那便是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了。

我还将告诉我的学生们,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方面,与雨果同时代的全世界的作家中,几乎无人比雨果做得更杰出。

而雨果的理想主义,始终是对美好人性和人道原则的文学立场的理想主义。这是绝不同于一切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的一种文本,故是文学的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品质。

在雨果的理念之中,人道原则是高于一切的。

我极其尊敬这一种理念。无论它体现于文学,还是体现于现实。

我深深地感动于一颗作家的心,对人道原则终生不变地恪守。我的感动,使我不因雨果在这一点上有时过分不遗余力的理想主义激情而臧否于他。如果我未来的学生们中竟有将自己的人生无怨无悔地奉献给文学者,我祈祝他们做得比我这一代作家好……

写作与语文

每自思忖,我之沉湎于读和写,并且渐成常习,经年又年,进而茧缚于在别人们看来单调又呆板的生活方式,主观的客观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世上有懒得改变生活方式的人。

我即此族同类。

但,我更想说的是,按下原因种种不提——我之所以爱读爱写,实在的,也是由于爱语文啊!

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偏科于语文的。在算术和语文之间,我认为,对于普通的小学三年级生,本是不太会有截然相反的态度的。普通的小学三年级生更爱上语文课,也许只不过因为算术课堂上没有集体朗读的机会。而无论男孩儿女孩儿,聚精会神背手端坐一上午或一下午,心理上是很巴望可以大声地集体朗读的机会的。那无疑是对精神疲惫的缓解。倘还有原因,那么大约便是——算术仅以对错为标准,语文的标准还联系着初级美学。每一个汉字的书写过程,其实都是一次结构美学的经验过程。而好的造句则尤其如此了……

记得非常清楚,小学三年级上学期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山羊和狼》:山羊妈妈出门打草,临行前叮嘱三只小山羊,千万提防着,别被大灰狼骗开了门,妈妈敲门时会唱如下一支歌:

小山羊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妈妈回来了,

妈妈来喂奶……

那是我上学后将要学的第一篇有一个完整故事的课文。它是那么地吸引我,以至于我手捧新课本,蹲在教室门外看得入神。语文老师经过,她好奇地问我看的什么书,见是语文课本,眯起眼注视了我几秒,什么也没再说,若有所思地走了……

几天后她讲那一篇课文。“我们先请一名同学将新课文的内容叙述给大家听!”——接着她把我叫了起来。教室里一片肃静。同学们皆困惑,不知所以然。我毫无心理准备,一时懵懂,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普通的孩子对吸引过自己的事物,无论那是什么,都会显示出令大人们惊讶的记忆力。我几乎将课文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了。那一堂语文课对我意义重大。以后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更爱上语文课了。

我认为,大人们——家长也罢,托儿所的阿姨也罢,小学或中学教师也罢,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若善于发现其爱好,并以适当的方式提供良好的机会,使之得以较充分的表现,乃是必要的。一幅画,一次手工,一条好的造句,一篇作文,头脑中产生的一种想象,一经受到勉励,很可能促使人与文学、与艺术、与科学系成终生之结。

我对语文的偏好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当年我的人生理想是考哈尔滨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的中学老师们和同学们几乎都知道我当年这一理想。但“文革”斩断了我对语文的偏爱。于是习写成了我爱语文的继续。在成为获全国小说奖的作家以后,我曾不无得意地作如是想——那么现在,就语文而言,我再也不必因自己实际上只读到初中三年级而自叹浅薄了!在我写作的前十余年始终有这一种得意心理。直至近年才意识到我想错了。语文学识的有限,每每直接影响我写作的质量。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我初三的语文课本中没有鲁迅那一首诗。当然也没谁向我讲解过,“华盖运”是噩运而非幸运。二十余年间我一直望文生义地这么以为——“罩在华丽帷盖下的命运”。也曾疑惑,运既达,“未敢翻身已碰头”句,又该作何解呢?却并不要求自己认认真真查资料,或向人请教,讨个明白。不明白也就罢了,还要写入书中,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此浅薄已有刘迅同志在报上指出,此不啰唣。

读《雪桥诗话》,有“历下人家十万户,秋来都在雁声中”句,便又想当然地望文生义,自以为是凭高远眺,十万人家历历在目之境。但心中委实地常犯嘀咕,总觉得历历在目是不可以缩写为“历下”二字的。所幸同事中有毕业于北师大者,某日乘兴,朗朗而诵,其后将心中困惑托出,虔诚求教。答曰:“历下”乃指山东济南。幸而未引入写作中,令读者大跌眼镜……

儿子高二语文期中考试前,曾问我:“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句,出自何代诗人诗中?我肯定地回答:宋代翰林学士宋子京的《鹧鸪天》。儿子半信半疑:爸你可别搞错了误导我呀!我受辱似的说:呔,什么话!就将你爸看得那么学识浅薄?于是卖弄地向儿子讲“蓬山不远”的文人情爱逸事:子京某日经繁台街,忽然迎面来了几辆宫中车子,闻一香车内有女子娇呼:“小宋!”——归后心怅怅然,作《鹧鸪天》云: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儿子始深信不疑。语文卷上果有此题,结果儿子丢了五分。我不禁嘿嘿然双手出汗。若是高考,五分之差,有可能改写了儿子的人生啊!众所周知,那当然是李商隐的诗句。子京《鹧鸪天》,不过引前人诗句耳。某日我在办公室中,有同事笑问近来心情,戏言曰:悲欣交集。两位同事,一毕业于师大;一先毕业于师大,后为电影学院研究生。听后连呼:高深了!高深了……一时又不禁地疑惑,料想其中必有我不明所以的知识,遂究根问底。他们反问:真不知道?我说:真的啊!别忘了我委实是不能和你们相比的呀,我只有初三的语文程度啊!于是告我——乃弘一法师圆寂前的一句话。

我至今也不知“华盖运”何以是噩运。

至今也不知“历下”何以是济南。

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虽也遍查书典,却终无所获。某日在北京电视台前遇老歌词作家,忍不住虚心求教,竟将前辈也问住了……

几年前,我还将“莘莘学子”望文生义地读作“辛辛学子”。

有次在大学里座谈,有“辛辛”之学子递上条子来纠正我。条子上还这么写着——正确的发音是shēn,请当众读三遍。

我当众读了六遍。自觉自愿地多用拼音法读了三遍,从此不复再读错。

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仅知“耄耋”二字何意,却怎么也记不住发音。有时就这么想——唉,汉字也太多了,眼熟,不影响用就行了吧!

某次在中国妇女出版社一位编辑的陪同之下出差,机上忍不住请教之。但毕竟记忆力不像小学三年级时了,过耳即忘。空中两小时,所问四五次。发音是记住了,然不明白为什么汉字非用这一词形容八九十岁的老人,是源于汉字的象形呢,还是成词于汉字结构的组意?

三十五六岁后才从诗词中读到“稼穑”一词。

我爱读诗词,除了觉得比自言自语让人看着好些,还有一非常功利之目的——多识生字。没人教我这个只有初三语文程度的作家再学语文了,只有自勉自学了。

一个只有初三语文程度的人,能识多少汉字?不过三千多吧?从前以为,凭了所识三千多汉字,当作家已绰绰有余了吧。不是已当了不少年作家,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了嘛!

如今则再也不敢这么以为了。三千多汉字,比经过扫盲的人识的字多不到哪儿去呀。所读书渐多,生词陌字也便时时入眼,简直就不敢不自知浅薄。

望文生义,最是小学生学语文的毛病。因为小学生尚识字不多,见了一半认得一半不认得的字,每每蒙着读,猜着理解。这在小学生不失为可爱,毕竟体现着一种学的主动。大抵地,那些字老师以后还会教到,便几乎肯定有纠正错谬的机会。但到了中学高中,倘还有此毛病,则也许渐成习惯。一旦成为习惯,克服起来就不怎么容易了。并且,会有一种特别不正常的自信,仿佛老师竟那么教过,自己也曾那么学过,遂将错谬在头脑之中误认为正确。倘周围有认真之人,自也有机会被纠正;倘并非如此幸运,那么则也许将错谬当正确,错上几年,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矣……

“悖论”的“悖”字,我读为“勃”音,大约有三年之久。我中学时当然没学过这个字。而且,我觉得,“悖论”一词,似乎是在“文革”结束以后,80年代初,才在中国的报刊和中国人的话语中渐被频繁“启用”。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终于敢公开地论说悖谬现象了。我是偶尔从北京教育电视台的高中语文辅导节目中知道了“悖”字的正确发音的。

某日我问一位在大学做中文系教授的朋友:我常将“悖论”说成“勃论”,你是否听到过?他回答:在几次座谈会上听到你发言时那么说。又问:何以不纠正?回答:认为你在冷幽默,故意那么说的。再问:别人也像你这么认为的?回答:想必是的吧?要不怎么别人也没纠正过你呢?你一向板着脸发言,谁知你是真错还是假错……我也不仅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浅薄到这种程度,在历史常识方面同样浅薄。记不得在我自己的哪一篇文章中了,我谈到哥白尼坚持“日心说”被宗教势力处以火刑……有读者来信纠正我——被处以火刑的非哥白尼,而是布鲁诺……我不信自己在这一点上居然会错,偷偷翻儿子的历史课本。我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皇室权谋,今天你篡位,明天我登基的事件,一点儿也不能产生中国许多男人产生的那种大兴趣。一个时期电视里的清代影视多得使我厌烦,屏幕上一出现黄袍马褂我就脑仁儿疼。但是为了搞清那些令我腻歪的皇老子皇儿皇孙们的关系,我每不惜时间陪母亲看几集,并向母亲请教。老人家倒是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中国的王朝历史真真可恨之极,它使那么多那么多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包括我母亲这样的“职业家庭妇女”,直接地将“历史”二字就简单地理解为皇族家史了……

一个实际上只有初中三年级文化程度的男人成了作家,就一个男人的人生而言,算是幸事;就作家的职业素质而言,则是不幸吧?起码,是遗憾吧……写作的过程迫使我不能离开书,要求我不断地读、读、读……读的过程使我得以延续初中三年级以后的语文学习……我是一个大龄语文自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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