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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分类榜第1，豆瓣评分高达9.0的一本书
今天重点推荐《重走》
作者：杨潇
豆瓣2021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类）No.1
豆瓣评分：9.0
这本书讲了什么？
1.想象西南地区一条穿越群山的道路，路上先是走过了徐霞客，然后走过了林则徐，还有作为背景而存在的无名的商旅，赴任的官僚，以及迎面而来的缅甸进贡大象的队伍。让它进入文化史的，则是由西南联大的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为了躲避战火和求学，徒步1600公里的旅程。往后的历史映衬得越久，西南联大就越在视野深处迸射着理想主义的微光，也把人们的好奇心，吸引到这条路上来。
2.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 年，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1600公里长路。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个层累的、被忽视的“中国”缓缓浮现。
3.你能看见什么，你能收获什么，这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旅行。当我说“看见”时，我不是指物理意义的“看见”——那很简单，睁着眼睛就行，我想说的是，如何聚焦以及如何解读你所看见的一切？
4.回到1937年的夏天，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最出色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对于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那一代人，他们可以不必选择南下西进去大后方，他们可以留在故都或者避入租界（事实上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或者干脆出国。对于学生这一代，他们面临的是读书还是救国这一更困难的选择，而当他们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时，去重庆/昆明/成都，还是去延安也是一个难解之题。
5.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近300名学生，实际上是两次回答后筛选下来的结果（他们都选择了前者），就像易社强说的，“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但这不等于他们在当时没有纠结和困惑。
6.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爱好和偏见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他们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在前往昆明的公路上，他们每天都在与西南各族民众接触，这又会与他们自己对“国家”与“人民”的理解（这种理解在1930年代北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不断发生演变）产生怎样的共振，乃至彼此影响？
等他们到了昆明，被刷新的认知，连同他们的日记，以及陆续出版的散文、诗歌和回忆，又是如何构成某种不乏神话色彩的“文本”，进而注入西南联大这一精神共同体并绵延至今？
欲知更多，敬请阅读原书
作者简介：
记者、作家、背包客。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2013-2014哈佛尼曼学者。从2010年起周游世界，尝试一种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作品两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三次获腾讯华语传媒年度盛典单项奖。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子弟》。
试读
长沙：和平的最后一瞥
不要动手打人—我要接吻你一百次—拔草也没有心思—沉在水里争一个把手—我害怕报应—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民治主义在日本的没落—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最好—用冰箱防空袭—九江的观音—胡椒孔的乳罩
背着沉重的大包，我从地铁站出来，往一公里外的酒店走去。这是一条舒适的林荫道，走起来却有点心事重重：这是一公里，接下来每天我要背着这个家伙走上至少25个一公里，可能有时候要走上40个……路过一些共享单车时我开始琢磨，下一站益阳有没有共享单车？下下站常德有没有？要是实在走不动了，我要不要把背包放在车上驮着推着走？这算不算自欺？用手机搜索“益阳有没有共享单车”时，我看到一条新闻，一女子把共享单车放在奔驰车后备厢里从长沙运回益阳，媒体曝光了此事：“一辆摩拜单车正以110公里的时速离开长沙……摩拜不是土特产，请不要带回老家啊！”
酒店在烈士公园附近，非常自豪地于各处提醒你，他们提供“一百项免费物品”，我看了下清单，里面包括卷发棒、微波炉和泡脚盆。我试着找前台要个针线包，结果直到出门
还没送来，下楼时提醒酒店服务员，她想起来了，“我等一下放你房间撒，（反正）你现在也去发财了”。在长沙人的敬语里，出门大约等于发财？再好不过了。旁边是另一家快捷连锁酒店，门口贴着标语：做谦恭有礼的（中国）长沙人。我想起北大校长蒋梦麟1937年夏天第一次来到长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筹建临时大学时，对湖南人的急脾气印象深刻，“公路车站上我们常常看到‘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1]。
打车去湘江对岸的中南大学，正是长沙的仲春，城中满是女贞花的香气，校园里的池塘也因为藻类生长泛出春水应有的样子。校园处处草木深，寻到院士楼，上楼，按门铃，屋里小狗狂吠，推开门时，95岁的赵新那把轮椅往前一溜，迎上前来。
我所拜访的这位老人是“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二女儿，1923年出生于麻省剑桥，当时赵元任任教于哈佛大学哲学系，两年后赵元任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三年后他参与筹备创立中央研究院，任语言组组长，此后几年辗转北平、华盛顿、上海，赵新那从小学习语言的“折腾”见证了那段漂泊岁月：幼儿园在清华，小学一二年级在北平孔德学校，三年级就到了华盛顿，“（学语言）我父亲主张‘直接法’，就把我们往学校里一扔，就这么听来的”，就这么学会了英文，不到两年，又跟着父亲回国了，在上海继续读小学，中文又跟不上了，“我还记得那个入学考题，是‘学生应有的态度’。‘态度’两个字我不认识，但是考试谁能问呢？所以我就是就‘学生应有的……’胡说一阵子的”，赵新那笑。
1934年，赵元任一家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定居首都南京，其妻杨步伟回忆，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给赵元任安排的研究室非常讲究，隔音地毯是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一色儿灰白色，各种仪器也都是从外国订购的，因为他想这些以后是大家终生的事业，学者可以安心发展他们的专长了。学者的家属们也都做好了在南京永久居住的打算，纷纷筹划着盖房子，“真是一时之盛”。也是这一年，赵元任考察徽州方言，杨步伟跟着去皖南玩耍，经过胡适老家绩溪，有感于当地山清水秀，就给胡适写信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难怪出了你这个人。胡适给她回信：“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2]
好景都不长久，中日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南京街头出现越来越多的抗战标语（赵元任没忘记记下一些标语的古怪文法，譬如“大家要提心吊胆的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新街口还放了一个大炸弹的模型，提醒市民挖防空壕，多备食粮。1937年“七七事变”前几日，杨步伟接到蒋梦麟、胡适和梅贻琦的太太们联名发来的电报，说请留下蒋、胡、梅在南方多玩几日，杨起初觉得莫名其妙，后来又想其中必有说不出的缘故。后来蒋胡梅三人离开庐山（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16日开始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知识界著名人物分批前往共商国是），来到南京，在赵元任家对面的吴之椿家讨论是否应当北上，“适之主张急回北平以安人心，梦麟一面吃花生一面想理由，月涵（梅贻琦）则仰面看墙上的字画，不定可否”，心直口快的杨步伟只好打开话匣子，说她无缘无故接到联名特电要她留住他们，绝不是一个玩笑，必是别人不方便打电报才借用三位太太之名，一定有不可回去的大理由。在座众人意见不一，四五个小时后，还是蒋梦麟站起来说，如此我们暂停两三天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好了。[3]
同样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原计划搭乘津浦铁路列车回校，也是在南京被友人劝阻，决定多逗留一些时日。战争7月爆发，8月，国民政府开始高校内迁计划，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湖南长沙，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为核心，第二区设在陕西西安，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为核心。同月，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教育部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杨振声、胡适、顾毓琇、何廉、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其中，蒋、胡来自北大，梅、顾来自清华，张、何来自南开，傅来自中研院，杨代表教育部，朱经农和皮宗石分别是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和湖南大学校长，代表地方。8月28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谕梅贻琦，“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4]。南迁已成定局，梅蒋张三位校长再回北方，要等到八年以后的194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