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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王莽和他的时代

作者: 张向荣

内容简介:

元始元年(公元前1年)春正月,汉室迎来一件千年未有之祥瑞。来自极远之地的蛮夷“越裳氏”到长安朝贡,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刚即位的汉平帝年仅9岁,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献雉,还是周成王时期,见的是辅佐幼主的周公。——难道所谓“王者”,是刚刚稳定了西汉政局的大司马王莽?这极有可能是王莽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可臣民们怎样看待这位功德超群的外戚权臣与周公相媲美?是诧异、震惊,还是觉得锦上添花?

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斥着谶纬之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变化、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建辟雍、制礼乐,恢复井田,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本书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再现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刘姓皇室家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

试读

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很是长寿,从被立为皇后到去世整整有五十一年,几乎贯穿了西汉的前期。她年轻时是吕后的宫女,去世时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人瑞。

窦氏特别喜好和尊崇黄老之术,可能是深受吕后影响,更可能是因为她那个年代的汉朝上层人士大都如此。她虽不干涉朝政,但逼着儿子汉景帝学习黄老之术,这种狂热仍然对政局产生了影响。

一天,两位大臣在景帝面前争论一个问题:

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两个或者说一类历史事件是什么性质?

儒学经师、博士辕固生认为是正义革命;尊崇黄老法家之术的黄生认为是犯上作乱。

两人争执不下,辕固生最后来了个釜底抽薪:如果汤武是犯上作乱,那么高皇帝诛秦称帝也是犯上作乱?

这句话令黄生没法回答,也令景帝感到警惕,于是禁止今后讨论这个问题。辕固生的好斗、直言,很快就传到了窦太后的耳朵里。她就把辕固生召到面前,询问如何评价黄老之书。辕固生明知皇太后好黄老,却傲慢地说:“此家人言耳。”意思是说黄老之书是给仆人家奴看的,不是经世治国的大著。窦太后大怒,勒令他去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野猪不是家猪,对已经老胳膊老腿儿的辕固生来说,无异于猛兽。看来窦太后是要置他于死地。

景帝觉得,辕固生直言不讳,言者无罪,就选了把锋利的兵器给他。辕固生的行动和他的性格一样,毫不怯弱。下场后,他一下子刺中野猪心脏将其杀死。窦太后亲见这一幕,沉默不语,只好把他放了。

还有一件事,武帝刘彻刚即位,兴冲冲地准备制礼作乐,策免了先帝旧臣,令魏其侯窦婴出任丞相,武安侯田蚡出任太尉,由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这三位外朝实权人物都是支持儒学的。同时,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臧担任,郎中令就是后世的光禄勋,掌管皇宫侍卫、禁卫军和举贤良事务,是皇帝近臣。

在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的运作下,儒学的势头突飞猛进,朝廷甚至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突然有一天,窦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了——从东宫来到未央宫,向刘彻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

汉室的太后轻易不到未央宫,到就是干预大事,甚至临朝称制。刘彻还年轻,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大理议罪,双双自杀。刘彻首次制礼作乐的行动以失败草草收场。

窦太后所做的这两件事,尽管都有直接原因,但根本在于她对黄老之术的笃信。从刘邦立国到刘彻,黄老的势力如此之强。那么是否可以说,黄老之术就是这一阶段汉朝的“建国”之道,或者说是汉朝的“德性”呢?

恐怕不能。

黄老之术,清静无为,后人有时误判成不干涉民间的活动,以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清静无为”主要说的是不增饰过多的律令、礼仪、制度,并不是说不干涉。政府原来怎么治理,现在还是怎么治理。汉朝继承的是秦制,早在刘邦初入咸阳、子婴投降的时候,汉王国就在萧何的帮助下继承了秦制,像“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只是临时性措施,而且刘邦很快就撤出了咸阳,约法三章并没有长期实施。

事实上,不继承秦制,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他自西向东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1。刘邦立国后,仍然在汉朝的统治区域内实行秦制,秦朝制定的那些官制、爵制、法律大部分继续执行。所以,“清静无为”与延续秦制并不矛盾。而所谓黄老之术,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观念,到了下面可以说仍是法家。换言之,法家“制度”没有变化,只是上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2。

黄老与法家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庄和申韩放在一起,就是因为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例如,黄老崇尚清简,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确的律条来约束臣民,两者一拍即合。

所以,黄老之术并不是汉初皇室主动构建的“建国”之道,而是他们不得不延续秦制的无奈之选。刘邦欣赏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名言,但究竟拿什么治天下,刘邦并没有答案。

这就是说,从刘邦到刘彻这半个多世纪里,汉朝并没有实现“建国”大业,还是在延续秦制。而秦制总的来说就是三条: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

律法是秦制的根本,法家恨不能连每个人每天每顿饭吃几口都立法,所以形成了庞大的法条。这些律法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在根子上不是一回事。秦制的律法是一种“刑名之学”,世界上任何事,只要它被命名了,就得做到“名实相符”,就需要有律法来规定怎么达到名实相符。比如说,世界上存在“砍树”这件事,那就得有律法来规定怎么砍树,推而广之,上到国家大事,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事事都得有律法,才能把天下人都“管”起来。而这种名实相符的基础一旦被破坏了,那么社会就不稳固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并不仅是权臣排斥异己,更是“破坏了名实相应的法律基础”3,秦制的国家机器也就逐渐失效。汉朝延续了这种“刑名之学”的观念,也沿用了秦帝国的大量律法,比如规定“焚书”的著名的《挟书律》,就直到汉惠帝刘盈时期才被废除。

文法吏,或者叫作刀笔吏,就是掌握、维护这些律令法条,懂得使用“刑名之学”来管理天下事务的行政官僚。他们不是后世的士大夫,而是粗通文墨、精通律条的职业官僚。秦帝国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由文法吏组成的官僚体制非常有效率。按照法家的设想,皇帝是地位最高、最精通且最按照律法行事的首席官僚4,可以类比古罗马的“第一公民”。文法吏不仅是社会运转的官僚,还是“群众”的楷模和老师,李斯设计的“以吏为师”的安排,直到汉景帝时期还在诏书里予以重申——“夫吏者,民之师也”5,可见文法吏在秦制中的地位。

编户齐民,就是“老百姓”。在周代,按地域有国人、野人,按宗法有贵族、平民,地位是不平等的。而编户齐民之所以叫“齐民”,是因为秦制才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地域、家庭怎样,都是地位平等的民,包括秦国自己的百姓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齐民”不等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国人”,而是“编户”,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他们有缴税、服役的繁重义务,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历程6。

当然,黄老之术毕竟崇尚清静,与纯粹的秦制有差异。汉朝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抛弃了秦政7,删减秦法,减租减税,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休养生息。秦制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秦朝驾驭的时候,采用“秦政”,功率开到最大,超负荷运转,直到机器过热而崩溃;汉朝驾驭的时候,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低功率运行,稳定至上。但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是同样的一台国家机器。

西汉前期,皇室成员所做的就是让这台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不要重蹈秦亡覆辙。而且,延续了秦制的汉法也只在汉朝直接统治的国土上施行,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到关东诸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面对内部的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这台机器势必要加速,要提高功率,那么,该如何在机器提速的时候,防止秦朝的命运重演呢?换言之,汉朝既然否定了秦政,又延续着秦制,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朝“建国”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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