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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给打工人的一场心理按摩

作者: [英]乔希·科恩

内容简介:

在崇尚工作、谴责怠惰的大环境下,拼命工作的人却并不健康快乐,在追求优质生活品质的同时,失去了生活。

——我们可以停下来吗?我们文化中“非做不可”的精神被根植于大部分人体内,以至于我们不能让自己听到,甚至很难去想象一个叫停的声音。

——我们要停下来了。在度过漫长的一天,经历过工作的高压熔炉,我们都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我太累了,能歇歇吗?”

伦敦大学教授、精神分析学家乔希·科恩在本书中和我们探讨了“什么都不做”的矛盾与乐趣,他发现当生活陷入僵局,“无所事事”竟成了一种自我成就的有效方式。而这样的方式,也贯穿了安迪·沃霍尔、奥逊·威尔斯、艾米莉·狄金森、大卫·华莱士等文学艺术家们“不工作”的一生。

作者将惰性分为四个类型:疲惫、懒惰、白日做梦、游手好闲。通过个人经历和他咨询室里的故事,带我们一探看似不合常理的处世法则下,蕴含的无限可能。

作者简介:

作者

乔希·科恩 Josh Cohen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现代文学理论教授、精神分析学家。出版多本现代文学、文化理论和精神分析方面的书籍,代表作有《私人生活:为什么我们还在黑暗中》《如何解读弗洛伊德》《中止奥斯维辛: 艺术、宗教、哲学》《宏伟的预言:后现代美国写作与观看的政治》等,常年为《卫报》《新政治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

译者

刘晗

书评译人。曾获北京大学生影评奖、香港青年文学奖。著有文化随笔《21世纪的精神孤岛——我们和我们的精神世界》,译有《历史学是什么?》《诗人的思考:蒲柏、惠特曼、狄金森、叶芝》等。

校译

苏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硕士,译有《不存在的情人》《我亲爱的动物朋友》等。

试读

我的大脑和身体差不多在每天的某个时段都会罢工。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晚上,我无精打采地瘫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屏幕上泛起雪花的影像,昏昏欲睡,周遭全是虚度一晚后留下的垃圾。翻开的书倒扣着,鞋子被我踢掉,丢在一边,我手边有两个遥控器、一碗花生米,还有半瓶晃荡的啤酒。

在这幅郁郁寡欢的场景中,我毫无生气、蓬头垢面,和周围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样没有生机。脑海中有个声音一直在念叨着:“起来!打扫房间!”但是在我自己这块缄默的领地,行动和目标的原则并不奏效。地板上的东西散发出一种排斥力,清理的指令凝聚成纯粹的噪声。如果我闭上双眼,就会有一片黏稠的黑墨淹没我周围的一切,然后溢出它们所在的房间,覆没房子和街道,最后吞噬外面的整个世界。再也没有书、鞋子或啤酒瓶会侵犯我绝对的平静,我也不会再被指使去做任何事情、去往任何地方了。将我从这片死气沉沉中拽起来去清理垃圾,就像一种身体上的,甚至形而上的干扰,一种对宇宙正义的亵渎。

当所爱之人将我们从沉睡中唤醒时,我们可能会罕见地对他们萌生恨意。我们烦躁地翻身、充满起床气,并非出于针对他们的敌意,而是源自人类对被迫离开平静幸福的普遍恐惧。在被唤醒的时候,我们被迫回归了一个充满激情、欢乐和悲伤的世界,对此我们可能感到猝不及防。在那一刻,无论是谁叫醒了我们,他都成了这个对我们索求无度的世界的普遍化身。

散落在我周围杂七杂八的物品,即是这个世界里需要被我关照、由我负责之物的无声象征。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在我和事物之间的斗争中,事物总是毫无意外地大获全胜。

但当我审视这一团乱麻时,我承认它们确实稳操胜券,长久以来,我也只能幻想这些东西并不存在。随着时间每分每秒流逝,我那颗坚定不移的心愈加退缩,随波逐流的态度渐渐浓烈,据理力争沦为捶胸顿足,还有“我这是何苦呢”的无声呐喊。我只能屈从于现实的居家法则,起来收拾残局。

像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的客厅、办公室和游戏室内上演,和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样,平庸得鲜少被人察觉关注。人们只会用最轻蔑的语言描述它们:邋遢懒散,虚度光阴,松懈怠惰。

我和其他人一样,习惯做出这种蔑视。我嘲笑自己内心那个不愿起身收拾的声音只不过是个任性小孩发出的罢了。我很快就与内心的懒虫划清界限——那个几分钟前只想在夜晚的一片狼藉中昏睡过去的懒散自我。然而“我这是何苦呢”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比“我是否应该把东西从地板上捡起来”这一眼前的困境更加意义深远。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是出了名的厌世者,他曾郑重其事地审视过这个问题。他对“习惯”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习惯”只不过是“勤勉努力”精巧伪装之下的倦怠懒散:“真正的习惯……实际上源于惰性,这种懈怠试图给脑力和意志力留出偷懒的余地,避免在做选择时面临的工作、困难,甚至风险。因此,安逸散漫迫使我们今天和昨天做着相同的事情,而在那之前我们已经重复做了这些事情上百次。”[1]

多数人认为,将自己打理得整齐利落是成年人应尽的责任,与此相对的则是孩子的懒惰放纵。叔本华却指出了一种可能性:考虑到“做选择时面临的工作、困难,甚至风险”,相比不停询问“我这是何苦呢”,顺势服从或许是更懒惰、更孩子气的选择。

蹒跚学步的小孩和青少年一样,都会挑战家里定下的规矩。让一个幼童捡起玩具,他可能会泪流满面地说他不想捡,要让你去捡;让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去收拾她的衣服,她会这么回怼你:歇会儿吧,您太大惊小怪了。这两种反应都是对我们井然有序的世界的蔑视。他们嘲笑我们清理打扫的愿望:我们想轻盈自信地走来走去,把事情安顿妥当,这样我们今天就可以继续做昨天做过的事情,以及在那之前重复了上百次或上千次的事情,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这是何苦呢?

我们之所以会嘲笑小孩子和青少年,也许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必认真对待这些质疑了。从他们的愤怒中,我们只看得到他们尚未长大的部分,却忽视了我们未能保全的部分。我们在守住积极、有意义的人生目标,成熟长大的同时,却失去了一种同样重要的内在冲动,也就是不去做事、不去找寻目标的冲动。

我们对这份冲动的疏离,可以解释为什么“懒虫”这种表面无害又随和的人,会如此容易成为让人害怕和厌恶的对象。现代家庭生活中最大的矛盾之一就集中在青少年堆满脏衣服的卧室里。也许我们害怕打开那扇门,因为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憎恨而抛弃已久的自我。“懒虫”(slob)这个词的来源颇具启发性,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爱尔兰单词“slab”,意为泥浆,在爱尔兰英语中,它也有淤泥或软泥的意思。

弗洛伊德曾反复提及一种推测:在人类这一物种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头部最初与肛门和生殖器挨得非常近。在头部与这两个器官逐渐分开的过程中,进化鼓励我们脱离自身的动物性,在排泄和性行为方面不再像狗一样不知羞耻。我们挺直脊背,仰起头,翘起下巴,就能从身体私密部位散发的种种激起性欲或者令人作呕的气味中解放出来。我们紧贴地面时,就是混沌无序和不可驯服之事的奴隶;我们昂然挺立时,就获得了尊严以及外表的秩序和规律。

懒虫搅得我们烦躁不安,因为他让我们接触到了自以为已经超越的那个混沌、烂泥般的自我。当你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沙发上,陷入无法抗拒的地心引力时,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当你的思想屈从于自身懒散放空的潜流,内心只能哼出白痴洗脑的广告歌曲时,你就能有这种体会。当你和周遭的狼藉没什么两样,像那碗花生一样蠢笨、呆滞、无用,你怎么可能把散落一地的杂物捡起来呢?

1929年,随着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在欧洲大陆甚嚣尘上,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法国写下著作,提出了对一切自然良性秩序的质疑。他认为,长期以来,人类始终在“万物向上生发”这一自欺欺人的幻想中奋力挣扎:“他们的双脚虽浸在泥里,头却或多或少沐浴在光亮中,因此人们固执己见地想象着会有一场将他们永久抬升起来的潮水。”[2]

我们懒散邋遢的时候,往往会遭人嘲笑,而嘲笑我们的人同时也对这种可能性嗤之以鼻:人类唯一的出路即是堕落,人性尊严只是一种矫情的幻觉。懒虫让我们看到,人并非一棵高高耸立的树,而是巴塔耶所写的那株植物,“朝太阳的方向生长,又在土地里溃亡”[3]。

当我们屈服于疲惫散漫时,就好像那些束缚和支撑世界的形式轰然倒塌,暴露出了下面的空虚。因此,用巴塔耶的话来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是一个没有形状或架构的“无形”宇宙。

巴塔耶为我们对有序宇宙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感到惋惜,他认为,那只是我们自身理想的外在投射。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我们可能会有意识地对这种想法冷嘲热讽,但它却潜伏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未能对人生和世界有意义、有目的的本质抱有某种绝对的信念(无论这种信念是多么不成熟),你都很难拥有一份事业、一个兴趣或一种深爱(无论有无回报)。

而我既然已经拥有了这一切,似乎就无权成为“无形人生”最具说服力的支持者。我很容易被人误解,在别人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努力工作、按时纳税、保持起居整洁,但事实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尽管我笃定地表达过自己对事业的雄心壮志、对兴趣爱好的乐在其中、对爱情的期待向往,但我仍然可以断言,自己确实与慵懒疲乏、浑浑噩噩的习气有着漫长的亲密关系。

对懒散倦怠的依恋可以追溯到我4岁那年,那时我和家人暂时搬到了耶路撒冷。考虑到小孩子很容易学习新语言,这个年龄很适合移民。我被送到一家幼儿园,大人认为我很快便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不会和当地人有什么差别。之前学过的几首希伯来颂歌和祷告词也该让我具备不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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