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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亨利·基辛格
内容简介: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17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18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19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大外交》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最新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作者凭其致力于外交事务的亲身体验,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和幽默的文笔,展示了自黎塞留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其独到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
同时,体现了那些对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各国领袖,罗斯社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尼克松、毛泽东、周恩来、里根、戈尔巴乔夫等政治家的风采。
作者简介:
亨利·基辛格,1973年9月22日就任美国第56任国务卿,直到1977年1月20日卸任。1969年1月20日至1975年11月3日,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
基辛格博士获过多项荣誉,其中包括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总统自由奖章(国家最高公民荣誉),1986年自由奖章。
基辛格博士生于德国菲尔特,1938年来到美国,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1943-1946年在军中服役。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执教。1952-1966年任哈佛国际论坛主任。
基辛格博士与南茜·迈金尼斯结婚,有两个孩子,现已离异。
顾涉馨,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谈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硕士,从事翻译二十年,译作数十册。近年主要作品有:《竞争大未来》、《与成功有约》、《反挫》。
林添贵,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历任企业高级主管,目前担任《自由时报》副总编辑,译作极丰,包括:《纽约时报》、《政商巨献》、《步步为赢》等等。
试读
凡尔赛和约的监督执行建立在两个相互抵消的基本概念上。其中一个概念因太过广泛,另一个则因太过狭隘,均告失败。集体安全概念就是太空泛,不适用于最可能扰乱和平的特殊情况,取而代之的英法非正式合作协议又太分散欠缺决心,不足以对抗德国大规模的挑衅。不到五年,两个战败国又在拉巴洛(Rapallo)携手。德国与苏联合作日益密切对凡尔赛体系是重大打击,但已丧失斗志的各民主国一开始并未意识到其严重性。
一次大战结束时,多年来有关国际事务道德与利益孰重的辩论似已终结,而且是法律及道德占上风。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许多人期盼世界会变得更好,并尽可能远离被他们视为曾夺走大批年轻人生命的“现实政治”。虽然当时美国正逐渐退回孤立主义,它却是这个过程的催生者。威尔逊描绘的美景是,即便美国退出,欧洲仍应遵行他所倡导的方向,通过集体安全来维持稳定,放弃传统追求结盟及均势的做法。
此后在美国的说法里,美国所加入的盟约——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通常都被说成是达成集体安全的工具。然而这并非盟约( alliance)这个字的原始意义,因为基本上,集体安全与结盟是正好相反的两个概念。传统结盟是针对特定的威胁,由特定国家因同样的国家利益或相互的安全考虑而结合在一起,定有明确的权利义务。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不论是哪一国发动或威胁的对象是谁。盟约一定有一假想敌;集体安全则是维护抽象的国际法,就如同一国的司法体系维护其刑法一样。它也像国内法一样不会先假设有某个罪犯。对盟约而言,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其利益或盟国的安全遭到攻击。而集体安全则假定“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违反这个原则便构成开战的条件。因此军队的集结必须视个案情形,由对“维持和平( peacekeeping)”具共同利益的各国出兵,每一次的组合可能都不一样。
结盟是为了建立比分析国家利益更能预期更为明确的权利义务。
集体安全的运作方式完全相反。它是待事情发生后,再视情况决定如何适用其原则,因而无形中十分需要仰仗当时的气氛及各国的意愿。
唯有在全体国家至少是与集体防御有关的各国,都对眼前威胁的性质有近乎一致的看法,且均不考虑各自在此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而愿依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决定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此时集体安全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些条件齐备的情形下,国际组织才能进行制裁或担任国际事务的仲裁者。1918年9月大战接近尾声时,威尔逊对集体安全的看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