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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豆瓣评分高达9.1的一本书
今日重点推荐《动荡时代》
作者:白川方明
豆瓣评分9.1
这本书讲了什么？
内容简介：
1.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在他5年行长任期内经历的是一个“动荡时代”。先是在“扭曲国会”下罕见地以副行长身份代行行长职权，很快升任行长后却连续经历了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日本政局两次政权更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间日本经济态势萎靡不振，通缩压力持续高涨，日元升值趋势难挡。
2.上述的任意一个大事件对日本银行来说都是巨大挑战，更何况是在短短5年内密集出现！面对这些极端棘手的问题，日本银行可谓是竭尽全力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5年间总计75次货币政策决策会议，就有15次出台或追加了货币宽松措施，包括复活零利率政策，设立资产购买等的基金，扩大购买资产范围，等等。
3.本书从结构上看包含三个部分。
第1部分记录的是1972年作者进入日本银行以来的职业生涯生成期，经历的重大事件包括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经济、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与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银行法》修订、21世纪以来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次贷危机前全球出现的“大稳健”幻象。
第2部分描述的是作者担任行长后经历的5年动荡。其中既有雷曼兄弟破产的惊险历程及日本银行的匆忙应对，也有全球金融危机急症退去后日本民主党内阁发布通货紧缩宣言所带来的困扰，还包括超越金融货币领域探究日本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日本银行出台的全面宽松货币政策，东日本大地震再次重创日本经济后的超级日元升值和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以及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银行与政府发表共同声明的艰难历程，等等。
第3部分作者通过对一系列有着内在联系问题的剖析探讨了中央银行本质。这些问题包括中央银行在经济运行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独木撑天”的“唯一玩家”现象是否正常，非传统货币政策是否存在不同于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路径、是否可以产生预期效果，建立在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和问责制为什么会带来短视化现象，经济全球化时代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海外总结和汲取的所谓“日本的教训”是否真的就是日本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诸多的改革与探索是否能找到最佳的国际货币制度，中央银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是否有改进的空间，等等。
4.比起欧美，我们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作为和日本毗邻的亚洲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在近半个世纪里所经历的从繁荣到停滞的经历，对今天的中国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可以使中国经济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避免重蹈覆辙，从容应对不确定性。
欲知更多，敬请阅读原书
作者简介：
白川方明，日本央行第30任行长（2008—2013），日本经济学家。
1949年出生，1972年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同年进入日本银行。1975—1977年由日本银行公派到芝加哥大学留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回日本后历任日本银行信贷机构局信贷机构科科长、计划局计划科科长、大分支行行长、审议负责人，2002年就任日本银行理事。理事任期结束后曾获聘京都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2008年3月出任日本银行副行长，2008年4月—2013年3月任行长，为该行第30任行长。2011—2013年任国际清算银行(BIS)理事会副主席。2013年9月成为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特任教授，2018年9月起至今
任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特聘教授。
著有《现代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8年）、《泡沫经济与货币政策——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合著，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1年）。
试读
批评日本银行人士的财政政策观
接下来谈一下那些强烈批评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人怎样看待财政政策问题。批评日本银行的人士，特别是“通货再膨胀派”的支持者，普遍轻视甚至无视财政政策对经济景气和物价的影响。我不清楚个中缘由，也许是在讨论作用之前，就已基于原本恶化的财政状况难有运作余地这一现实考虑而做出了判断。当然，这个主张的前提是一定存在有效的货币政策空间，按照这些批判者的理解，该前提条件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
总体来说，我绝不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者，不过我认为，那些主张运用货币政策完全可以抵销财政方面冲击的观念过于偏激。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以及经济学家的讨论更具常识性。包括伯南克主席在内的美联储官员经常提到“财政悬崖”对经济的影响，“财政悬崖”就是指政府大幅削减开支或增税带来的财政刺激效果的下降。顺便提一下，在我担任行长这5年的20个季度里，政府支出对GDP的平均贡献度为1.6%，其中有5个季度的贡献度为负值，贡献度为正值的有10个季度，剩余5个季度贡献度为零。
财政政策对经济景气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对日本银行来说，更为关切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对物价的影响。对于那些批评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人士来说，弗里德曼的命题，即“通货膨胀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是其出发点。虽然弗里德曼并没有说过“通货紧缩在任何时空条件下也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批判者认为前后两个命题同属一个体系，从前者就能推导出后者。在他们看来，既然是货币现象，无论财政方面出现怎样的冲击，包括增税在内，都可以运用货币政策消除其不利影响。只要坚持这个立场，财政政策就不可能成为影响物价变动的因素。
“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
在我看来，完全否定财政政策对物价影响的主张，与完全否定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主张一样，都是过于偏激的。首先，正如“财政通货膨胀”一词所显示的，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个概念有点模糊。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包括禁止中央银行承购国债的规定在内，财政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已成为设计货币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否定财政政策对物价影响的主张显然违背了这一常识。其次，那些认为零利率约束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也与正利率条件下完全相同的主张也是不现实的，我认为零利率约束下理应有适度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分工。
我之所以这样思考问题，是因为2001年同属计划室的一位经济学家传授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即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缩写为FTPL）。当时，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和约翰·科克伦（John Cochran）以及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都积极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由于它与传统的理论框架有很大差异，要从整体上准确把握该理论有一定难度，但可以直观理解提出这一理论的问题意识。
“实际财政盈余”概念是掌握这个理论的关键。前面已经提到过“财政盈余”，而考虑财政对价格的影响时，有必要以实际含义来理解“财政盈余”。举例来说，实际财政盈余就是政府作为税收从国民那里征收稻米、作为社会保障又将其中的一部分发放给国民后的剩余。如果本年度财政出现赤字，政府为了从拥有多余稻米的国民那里借款，就会发行国债。在国民看来，国债是用政府将来的财政盈余还本付息的资产。政府为了偿还国债，必须保证未来有财政盈余。换句话说，就是所征税款要超过社会保障支出。另一方面，国民还要有些积蓄，以备将来纳税所需，而承收国民的储蓄就是国债。如果预期未来财政盈余的折现值小于国民持有的国债价值，就会产生财富效应，带来消费增加、物价上涨。也就是说，预期财政盈余的折现值影响国民的购买力。即使采取了减税措施，如果国民预期政府最终还会增税的话，由于财政盈余的折现值没有发生变化，人们也不会增加支出，物价也就不会上涨。
按照这个说法，物价是由政府的财政行为所决定的，也就成了“物价变动是财政现象”。而通常的理论认为物价是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到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答案取决于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行为规则。通常的理论都假定中央银行起主导作用，政府作为追随者。也就是说，假定的情形是在中央银行确定物价水平下，政府为了使财政盈余的折现值与国债价值相等而不断调整财政收支。由于政府承诺自己借的钱一定会自己还，因此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物价水平。不过，也存在完全相反的情形，即政府率先行动，中央银行会追随政府的行动。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抑制战争经费而实施的、持续到1951年的国债利率钉住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己借的钱却要求中央银行偿还，可以说中央银行不具备独立性，物价水平也就不会稳定。这就是“令人不快的货币主义算法”。此外，还有中央银行和政府同时起主导作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央银行拥有独立性，也无法保证控制物价水平，这是由于政府此时想通过改变民间部门的储蓄支出行为，让民间部门承担政府所欠的债务。与持有国债的价值相比，如果财政盈余的折现值变小，家庭就会增加消费支出，物价就会上涨。上文介绍的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
换句话说，中央银行要想控制物价水平，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承诺所借的钱一定自己偿还，并且民间经济主体也要相信这个承诺。为了维持这种信任，才有了约束政府财政预算的规则。财政规则有的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标准那样有具体的数字指标，而本质上最重要的是民间经济主体的认知，即相信政府承诺的中长期财政均衡的可持续性。我认为，物价水平的财政理论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物价变动是财政现象”，而应该理解为这样一种主张，即为中央银行营造实现物价稳定的环境也是政府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