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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美）
内容简介：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覆盖延长的16世纪，讲述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创立的历史。在新增的2011年版序言中，沃勒斯坦梳理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写作背景，并对“世界体系”理论迄今遭遇的主要学术批判做了系统的回应。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是整套书中至关重要的一卷，它反驳了把17世纪“危机”视为欧洲的“重新封建化”的观点，论证了对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观点和界定的合理性。另外，本卷还提出另一个新的重要论题，即霸权问题。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运转中，霸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霸权机制使现代世界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经济。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介绍了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分别论述了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第三轮中心国家争霸、南北美洲的独立运动和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西部非洲这几个被并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地区的边缘化和半边缘化。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覆盖从1789年～1914年这段时期，专门用于探讨一种适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的形成，沃勒斯坦认为该地缘文化大体是以他所称的温和的自由主义为中心塑造的、并由它所支配。在本卷书中沃勒斯坦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概括能力继续得以展现，延续以往叙事的风格，沃勒斯坦对自由主义中间路线是如何在全世界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做了重要的说明。第四卷提出了“全球地缘文化”的概念，深化了对世界体系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诸方面之间关系的理解。
译者为郭方等
试读
西班牙是这种铜币贬值的主要牺牲者，又因而是扩大世界铜需求量的主要促进者，[187]尽管如此，它并非是唯一的牺牲者。1621至1623年，是德国的通货膨胀时代，而且在1607至1621年，有大量的法国铜币铸造。[188]1625年，瑞典本身也进入铜—银本位制。[189]此外，货币并非是铜在那时的唯一用途。在荷兰生产水壶和黄铜器具也需要它；而且自15世纪中叶以来，它还被用于铸造铜炮。铜炮的运用在1600年达到高潮，[190]随后才在17世纪中让位给铁炮。16世纪时，铜的主要来源地曾是蒂罗尔（Tyrol）、上匈牙利和图林吉亚（Thuringia）。无论这些来源地的衰落是因为耗竭还是因为受到瑞典产量的影响，[191]瑞典都迅速地成为欧洲的首要生产者，铜矿开采也成为瑞典的主要经济活动。[192]
在此首次的巨大跃进中——它始于阿道夫统治之时，在克里斯汀娜（Christina）女王时奥克森谢尔纳（Alex Oxenstierna）的治理之下继续发展——与荷兰的联系至为重要。我们可以谈论瑞典的经济发展大部分（至少至1660年）是在“荷兰的支持下”取得的，就像德弗里斯（De Vries）所说的那样；[193]但是，这里有一点儿分歧。特罗伊厄（Treue）更为谨慎地表述这一现象：“在世界历史方面非常富有意味的是……瑞典在其生存斗争和成为一个伟大强国的复杂岁月里，有荷兰和汉堡的国际商人和企业家站在它的一边。”[194]正是阿姆斯特丹（还有汉堡）购买瑞典的铜，既是为了铸币而再出口，也是为了“供应尼德兰各城镇中许多用铜的工业”。[195]我们看到在阿道夫统治之下外国投资（主要是荷兰和佛兰德人）的开始，以及瑞典采矿和冶炼工业中有大量外国管理工作者的直接参与。[196]大量的荷兰资本涌入，其条件是“以铜作为有效的偿付”。[197]偿还国际债务的那种令人熟悉的模式正在占上风。
1619年，阿道夫创建了瑞典贸易公司以求控制瑞典铜的市场销售，旨在力图消灭这种外国威胁。[198]这位国王寻求使结构变化与更大的短期收入的财政利益结合起来。最初的特许状授予该公司以垄断专卖权，其条件是三年之中在瑞典建立炼铜厂和铜器工厂。该公司欢迎外国资本，实际上，它也成功地吸引了外国投资。该公司试图离间汉堡和阿姆斯特丹两个市场以便从中渔利，但是，世界铜市场突然下跌，至1627年，该公司就解体了。这可能是荷兰资本家操纵的结果吗？我们确实知道特利普（Trip）公司作为瑞典铜业的一个主要投资者，也同VOC（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系，于1624年从日本订购了铜。1626年和1627年，特利普（Trip）公司收购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日本铜。我们还知道1627年后特利普（Trip）公司又给予瑞典人以新的贷款，还是以铜作为偿付，并由此重新创立了阿姆斯特丹铜市场。[199]
这一旨在使瑞典摆脱荷兰人去赢取经济独立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但也不会使我们过度相信，如果我们还记得科克因（Alderman Cockayne）的计划的话，那是一个相类似的英国人的失败，大约发生于同一时间（1614年至1617年）。我们所正在讨论的毕竟是荷兰人的霸权时代。关于阿道夫，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倒不是他无力胜过荷兰企业家，而是他成功地建起瑞典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所达到的程度——这两大力量并肩发展，如诺德曼（Nordmann）所说的，瑞典在17世纪中已是“一个手持刀枪的国家，以战争为生，并将战争当作其国家工业。”[200]阿道夫是他那个时代中首要的军事革新家。他采纳了荷兰将军摩里士的组织方法，加以改进，创造出一种欧洲军队模式一直沿用到法国大革命之时。他强调要重视训练和纪律，他所做的战术改革向所有军队重新强调要重视进攻行动。或许，他最为重要的革新在于他的军队是由武装农民组成的。“它的先进性”，诺德曼（Nordmann）认为，“正在于它是一支国家军队，而不是一支佣兵军队。”[201]
我们不要忘记，佣兵是16世纪的重大进步。阿道夫不能一下全部摆脱佣兵，但是他降低他们的作用。他能够利用瑞典封建传统的薄弱，也能利用中世纪重装甲骑兵从未在瑞典被采用，这部分是出于地形的考虑，部分是因为农民的力量（这部分地也是国土条件的结果）。
在这里，早期的德国军事传统要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得到更多的坚持；胆敢攻进瑞典森林之地的入侵者都会受到人民大众的武装队的迎击，主要是采取徒步和三五成群的战斗，如果地面开阔，他们就以大量的非正规集群进行战斗。[202]
这种征募来的军队以地方团队为基础，地方团队偏爱工匠和青年农民，而且与当时的其他军队不同，拒绝招收“卑贱者”。有一个分配
各家各户纳税款收入的分权系统，负责向这支军队定期支付薪饷。建立了中央服装兵站。武器和弹药一律统一标准化，以及极为重视炮兵。
阿道夫建立了军火工业，以便瑞典能够自给自足。[203]他的军事组织具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将其很大一部分开支费用转嫁到瑞典国外。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德国特许证，作用在于筹资用以资助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军事行动。该特许证由阿尔特马克（Altmark）停战协定授权颁发，是波兰和瑞典于1629年签订此项停战协定。这些特许证允许瑞典在勃兰登堡和库尔兰（Courland）的港口征收捐税，以及在最有价值的格但斯克港征税。其收益颇巨，相当于瑞典有案可稽的战争费用的大约20%。这些特权于1635年结束之时，又在斯图姆斯多夫（Stuhmsdorf）条约中重新规定有权在立沃尼亚（Livonia）征税。[204]实质上，瑞典正在从由东欧转往西北欧的剩余价值中获取一份，并将此用来为它自己创立一个半边缘地区的地位。
这支军队是这个正在兴起中的半边缘地区国家的重要工具，但是，其报偿却是在工业化之中——而且铜并不足用。17世纪中，铜作为瑞典矿业和工业生产的中心让位给铁，铁取代铜作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不仅用于炮兵，[205]也用于家庭器具。[206]然而，从瑞典的利益角度来看，铜与铁之间的差异在于瑞典拥有当时世界铜矿中一个不相称的份额，而铁矿却是广泛分布于欧洲。作为一个铁生产国参加竞争，瑞典无法指望拥有对铁矿的垄断，也无法指望独有的生产技术。然而，瑞典非常有效地进行了竞争，利用了一点儿资源幸运并将此幸运变为一种社会经济优势。这个幸运就是瑞典的铁矿含铁量“具有非同寻常的高纯度”，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一点造成了很大的差异，使瑞典具有一种“极为强大的边缘地位”。[207]瑞典在生产中“重视质量”，[208]正是17和18世纪中瑞典铁的主要销售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