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链接总是被和谐，需要本书电子版的朋友关注公众号:【推书222】(tuishu222)，首页回复数字4283， 自动弹出下载地址.
作者:马凯硕
内容简介:
21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缘政治竞赛是在中美之间进行的。这种竞争，源于双方的沟通不畅。
这本书对国际政治、大国关系、未来世界格局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探讨，通过对比中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分析了在地缘政治竞赛中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并对这种大国关系中的深层内涵和对抗风险进行了清晰和客观的评估。中美双方应该消除误解，了解对方的真实诉求，并依此来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为了制定这种战略，有十大问题需要讨论并回答。比如当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它需要做出哪些战略改变？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什么？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等等。
作为杰出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马凯硕在以局外人的视角分析地缘政治和中美博弈时，既摆脱了西方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又谙熟东方传统文化，这种冷静、理性、客观的研究态度有助于驱散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重重迷雾，消除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和分歧，阐明中国的实际战略意图，建立彼此的信任。
作者简介: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他有着两段出色的职业经历： 33年的外交官经历和担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的15年学术经历。他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在纽约生活了10多年。2019年，他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是非常出色的亚洲公共政策学者。他撰写了几部著作，包括《亚洲人会思考吗？》《西方失败了吗？》《新亚洲半球》《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超越纯真年代》《东盟奇迹》等。他行走于世界，现居于新加坡。
试读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
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早在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特朗普实施的几乎所有政策在美国都引发了分歧，除了一项：向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事实上，美国两党对此鼎力支持。在美国政体中正弥散着一种强烈的共识：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表示：“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对我们国家构成最大的威胁。”[1]美国在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的概要中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大国”，正寻求“塑造
一个符合其模式的世界，从而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指手画脚”。[2]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则说过：“我们正试图把中国的威胁不仅视作对整个政府的威胁，还视作对整个社会的威胁……我认为美国社会需要对此做出反应。”[3]就连乔治·索罗斯——一位曾花费数百万美元试图阻止特朗普当选的华尔街大佬，也赞扬了特朗普对待中国的立场。他曾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外交成就，是对中国制定出连贯的、真正的两党合作政策。”[4]他还补充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中国为其“战略对手”是正确的。
尽管美国的建制派在对待中国的立场上大都热情地支持特朗普，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指出，美国在尚未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全球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情况下，便与中国展开了这场较量，这可谓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美国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让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仍然清楚地记得，2018年3月中旬，我同基辛格博士在其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俱乐部的私人包间里共进午餐。那天据气象预报说会有暴风雪，这令我担心午餐是否会被取消。然而，即便有暴风雪预警，他还是现身了。我们愉快地交流了两个多小时。坦白说，他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美国缺乏应对中国的长期战略，但他在午餐会谈中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也是他在自己的著作《论中国》中传达的重要信息。
相形之下，当年美国是在深思熟虑后才卷入针对苏联的冷战的。乔治·凯南是制定美国对苏联遏制战略的主要战略家。他以笔名“X先生”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在该文中他首次公开阐述了这一战略。这篇文章源自凯南于1946年2月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长电报”。这封电报是他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这一要职时撰写的，而他的主要使命是制定长期战略规划。
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基伦·斯金纳教授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2019年4月29日，在一次公开小组讨论中，她透露，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她在率领部门努力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以配合前主任凯南提出的战略。
在新加坡外交部工作期间，我曾受命为新加坡政府撰写长期战略报告。我从新加坡三位杰出的地缘政治大师（李光耀、吴庆瑞、信那谈比·拉惹勒南）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制定任何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把问题都弄错了，那么答案也会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正如拉惹勒南教给我的，一个人在构思这类问题时，必须始终“思考不可想象之事”。
本着“思考不可想象之事”的精神，我想提出十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及其问题，对此，政策规划部门应予以解决。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里见过乔治·凯南，我相信他也愿意直面未来最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