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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部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也是一本“认心又认人”的书。
作者蔡崇达，本着对故乡亲人的情感，用一种客观、细致、冷静的方式，讲述了一系列刻在骨肉间故事。一个福建渔业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在这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故事中一一体现。用《皮囊》这个具有指向本质意味的书名，来 表达作者对父母、家乡的缅怀，对朋友命运的关切，同时也回答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书中收录有《皮囊》《母亲的房子》《残疾》《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我的神明朋友》《张美丽》《阿小和阿小》《天才文展》《厚朴》《海是藏不住的》《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回家》《火车伊要开往叨位》等14篇作品。
其中《皮囊》一文中的阿太，一位99岁的老太太，没文化，是个神婆。她却教给作者具有启示力量的生活态度：“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母亲的房子》里，母亲想要建一座房子，一座四楼的房子，因为“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为了房子，她做苦工，捡菜叶，拒绝所有人的同情，哪怕明知这座房子不久后会被拆毁，只是为了“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归”。
而《残疾》里的父亲，他离家、归来，他病了，他挣扎着，全力争取尊严，然后失败，退生为孩童，最后离去。父亲被照亮了。被怀着厌弃、爱、不忍和怜惜和挂念，艰难地照亮。就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长大成人。自70后起，在文学书写中，父亲形象就失踪了。而蔡崇达的书里，这个形象重新出现了。
这部特别的“新人新作”，由韩寒监制，上市之初即广受好评。莫言、白岩松、阿来、阎连科等评价为当下写作中的一个惊喜。或许《皮囊》真是新生的＂非虚构＂写作林地里，兀自展现的一片完全与众不同、可读可思、独具样貌的林木。
作者简介
蔡崇达
1982年生人，闽南人。
大隐隐于市的新生代媒体人，人称“天才达达”，韩寒口中的“写作大师”。
现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南方国际文学周”联合发起人。
曾任职于《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24岁担任《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27岁任《GQ》中国版报道总监，为 全球17个国家版本的《GQ》最年轻的报道总监。
目录
编者按
序：生命中多添一盏明灯
序：认心、认人的《皮囊》
皮囊
母亲的房子
残疾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我的神明朋友
张美丽
阿小和阿小
天才文展
厚朴
海是藏不住的
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
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回家
火车伊要开往叨位
后记：我想看见每一个人
试读
我那个活到九十九岁的阿太——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五十多岁突然撒手，阿太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她想不开，轮流看着。她却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那祭祀的供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太小跑出来，一把抓住那只鸡，狠狠往地上一摔。
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阿太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讲话偶尔文绉绉。
众人皆喑哑。
那场葬礼，阿太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即将进入焚化炉，她也只是乜斜着眼，像是对其他号哭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地打盹。
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很不理解阿太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她，阿太你怎么不难过？阿太满是寿斑的脸，竟轻微舒展开，那是笑——“因为我很舍得。”
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太经常到我家来住，她说，外婆临死前交待，黑狗达没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她所谓的“舍得”。
阿太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她在厨房很冷静地喊“哎呀”，在厅里的我大声问：“阿太怎么了？”“没事，就是把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她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病房里正在帮阿太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太的故事。她曾经把不会游泳，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他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看她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
邻居都骂她没良心，她冷冷地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
等阿太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她故事的真假。她淡淡地说：“是真的啊，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说实话，我当时没听懂。
我因此总觉得阿太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她甚至成了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硬骨头，即使九十多岁了，依然坚持用她那缠过的小脚，自己从村里走到镇上我老家。每回要雇车送她回去，她总是异常生气：“就两个选择，要么你扶着我慢慢走回去，要么我自己走回去。”于是，老家那条石板路，总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扶着一个老人慢慢地往镇外挪。
然而我还是看到阿太哭了。那是她九十二岁的时候，一次她攀到屋顶要补一个窟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躺在家里动不了。我去探望她，她远远就听到了，还没进门，她就哭着喊：“我的乖曾孙，阿太动不了啦，阿太被困住了。”虽然第二周她就倔强地想落地走路，然而没走几步又摔倒了。她哭着叮嘱我，要我常过来看她，从此每天依靠一把椅子支撑，慢慢挪到门口，坐在那儿，一整天等我的身影。我也时常往阿太家跑，特别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和她坐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
后来我上大学，再后来到外地工作，见她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太坐一个下午。虽然我说的苦恼，她不一定听得懂，甚至不一定听得到——她已经耳背了，但每次看到她不甚明白地笑，展开那岁月雕刻出的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
知道阿太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太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太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嘛，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
那一刻才明白阿太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太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母亲还是决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里清楚，房子将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后被拆迁掉。
这个决定是在从镇政府回家的路上做的。在陈列室里，她看到那条用铅笔绘制的、潦草而别扭的线，像切豆腐一样从这房子中间劈开。
她甚至听得到声音。不是“噼里啪啦”，而是“哐”一声。那一声巨大的一团，一直在她耳朵里膨胀，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她和我说她头痛。
她说天气太闷，她说走得太累了，她说冬天干燥得太厉害。她问：“我能歇息吗？”然后就靠着路边的一座房子，头朝向里面，用手掩着脸不让我看见。
我知道不关天气，不关冬天，不关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个角落拼命平复内心的波澜。
这座四层楼的房子，从外观上看，就知道不怎么舒适。两百平方米的地皮，朝北的前一百平方米建成了四层的楼房，后面潦草地接着的，是已经斑斑驳驳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边这占地一百平方米的四层楼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几次修建的结果：底下两层是朝西的坐向，还开了两个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门——母亲曾天真地以为能在这条小路做点小生意，上面两层却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没有如同一二层铺上土黄色的外墙瓷砖，砖头和钢筋水泥就这样裸露在外面。
每次从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远远看到这奇怪的房子，总会让我想起珊瑚——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继续往上长。它们的生命堆叠在一起，物化成那层层叠叠的躯壳。
有一段时间，远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习惯用GOOGLE地图，不断放大、放大，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轮廓。从一个蓝色的星球不断聚焦到这个点，看到它别扭地窝在那。多少人每天从那条小道穿过，很多飞机载着来来往往的人的目光从那儿不经意地掠过，它奇怪的模样甚至没有让人注意到，更别说停留。还有谁会在乎里面发生的于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就像生态鱼缸里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为那群斑斓的鱼做安静陪衬，谁也不会在意渺小但同样惊心动魄的死亡和传承。
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那年她二十四岁，父亲二十七岁。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父亲的父亲是个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弃的浪荡子，因为吸食鸦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十几岁的父亲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样，结婚都得靠自己。当时他没房没钱，第一次约会只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说，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盖一座大房子。
母亲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