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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法 ] 马德楞
译 者：伍光建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杨冬絮 葛 倩
封面设计：久品轩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原序
在这个时候（一九一一年），敢毅然刊行一本《法国大革命史》，作者何尝不知其未免果于自命：惟是作者却不敢自居是个通才，故此自定界限。
此作并非作为课本，亦不敢作为专门学问家的著作，因为既不能适合于何种教育程度，更不能钻研汗牛充栋的档册，当日曾经苦心研究者，却是另一种范围较小的档册。
作者因为著这本书，才晓得近来五十年间所刊行以供学者研究的著作及文牍，是非常之多。
专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发起极多的杂志及学会，而同时毋论何种杂志，无不研究这个问题。刊行的历史专著列传，有以若干大厚册作为一种的，亦有篇幅甚短，也作为一种的。关于大革命的著作，可谓丰富之极。此外还有革命时代的记载、日记、尺牍、偶录等类，都是当日亲眼目睹的人，执笔记载的。其中什么样人都有，什么党派的人都有，也有是外国驻使所记的，也有穷乡僻壤乡下种地人所记的；也有当恐怖时代所谓节度使所记的，也有后来被戮的贵族所记的。至于当时的公文，此时正在刊行，也有不久可以刊竣的。例如奥拉德（M.Aulard ）所监刊搜辑的公安会案牍，及采自各方的国人诉苦书，此外还有指挥时代的案牍，及便于比较公牍与私人记载的制作。作者却是最注意于私人尺牍，故采用尺牍比采用记载为多。
或谓已经刊布的文件虽多，不过只能供学者作初级的研究，不过只到了门槛，并未能升堂入室。作者对于个人的话，却不能否认，若将已经刊布的文件与未经刊布的文件两相比较，诚然不过是初到门槛，但是只据已经刊布的文件作资料，也未尝不可以先制暂时适用的历史。
作者自命不过如此，这就是个界限。有许多读者是不欲深入汗牛充栋的迷楼的，作者就著这一本书供给这种读者，以便他们晓得近数十年来我的先生同我的同学此时所得的结论。洛郎（Rollin ）先生著了一本《罗马史》，他的介绍文说道：“我采用许多他人苦心孤诣的著作，此是不必隐译的。”作者这一本大革命史，也会采用许多他人的著作，读者若是觉得有趣味，可以读作者所引的原作（可惜所引的名作尚不算多），读者应归功于原作。
作者原序近二十年的历史家，做了许多深远的综合研究，我所从受业的索勒尔（Sorel ）氏曾著一部《大革命时的外交史》。求魁（ M.Arthur Chuquet ）著了一部当时的军事史。哥西（ M.Pierr de la Gorce ）现时正在著《宗教史》，奥拉德著了一部《政史》（应称《革命时代的政见史》）。以上数种大不同的著作，都是很有价值的综合。
读者将晓得作者特别注意于政治，但是自限于惟一方面，是作到的。修史家把所有互相牵掣的事，强为分开，是件危险的事，若把外交史、战史、政史、财政史、宗教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学史分作绝对的题目，是不甚妥当的。对于革命史尤其要兼顾各方，研究同时所发生的事实；因为此一事与彼一事都有重要关系，不能撇开彼一事专论此一事的。今试举一端：例如大历史家坦尼（Taine ）是作者所钦佩的人，假使他读过索勒尔的著作，是不会对于某事某事说他太过火，与事实不符。例如索勒尔描写的是一个被围的城，坦尼所写的是往往不过是被围的人民的情形，写他们有时颓丧，有时发怒如狂。惟是历史家的天职，是要站在城墙上，四百八方都要看到的，不独要留意被围的人，还要注意围攻的人。索勒尔很明白这个道理，故此写得面面俱到，不偏不漏的。
作者此书原已先定了一个界限，除了必要之外，是不能详细讨论办外交及作战方略的详细情形，亦不能详论财政、经济、社会的种种危机至于解事实的因果，及为论事论人持平起见，则讨论及之。
作者是要极力持平论人论事。无不出于公允。此一节最为难，原是无人能作到的事；但是作者深信在此著作中，并无不公允的褒贬。
《法国大革命史》原是一个极为难的题目，作者一下手却并不存何种成见，当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革命的见解，往往十变其九，对于某人某事，往往发露个人的情感，有时是愤激，有时候是怜悯，有时是赞美，主持公道，却不能不如此。但是作者对于当时的人物，自信有持平的褒贬。作者曾经苦心研究过他们的列传，为最后的分析，晓得某人是无意为恶，或为恶而不自知其为恶，某人则是处心积虑的要为恶。
至于大革命总问题，作者觉得不难保留个人的观察及个人的意见。大革命原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自问无力可以下一句决绝的断语。此时更觉为难，当时的事实及原因效果，仍然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才识远过鄙人的，惟能下断语。
世人无有能免于错误的，当时的各党各派，也逃不出这个范围，都免不了错误。某人作错，某人犯了大罪恶，曾经作者指出。革命时代是无时无刻不是危机，所有一国罪大恶极的人，都一齐浮在面上。凡德尔（Vandal ）说过：“白沫也浮在上面，红沫也浮在上面，所有深藏于内的穷凶极恶的情性，一齐发露，是以作了许多罪大恶极的惨事。”
惟是另一方面，同时亦有极英雄极高贵的性情发现，作者亦经一一指出。作者是崇拜本国至于极点，毋论本国受于何等制度之下，原拟多铺叙本国的战功，不愿铺叙国里内乱的惨杀。但是为此作的规画所限，不能尽如我意，心虽不愿，不能不照原定的规画布置，大约总不能免于为此一派人及彼一派人所指摘，作者却已决计忍受。
在一九一〇年正月间，我的享大名的朋友凡德尔发起法国大革命的演讲，作者也与闻其事，作者且引他当日所说的话。
凡德尔说道：“我们的演讲，不要越出两端之外；一端是教人革命，一端是不教人革命。演讲家只能自处于历史家的地位，讨论历史，不要存什么成见，也不要预存结论，也不要发表什么融通的议论。”
“有人把大革命比作一块死木头；这个名称，是很不能入听的。毋论什么当国的人，或是平常人，把革命当作一块简单的死木头看，就是大错。”
“革命绝不是一件单简如一块死木头的事，是一件极其繁复的事。其中的原因、元素、举动、效果等等，都是繁复的，有计数不尽的种种方面。有人说过：‘人心是无限的。’我也说：革命也是无限的。
”
“我们演讲家务必将种种繁复情形、种种方面都要说给在座诸君听的，还要深印于听者心中，要发明大革命给与法国，及给与天下的高贵情感，有效果的热心，及一切进步，及公道之增加；同时又要发明当时的种种不良的学说，种种破坏的意想，及所有过火的举动，及一切罪恶，及一切高贵的作为。其中有许多英雄豪杰，置内乱于不顾，而注意于边界；边界被外国所蹂躏，我国的豪杰出以英雄气概，以抵御外侮，竟能大收成功，为法国增加荣耀。”云云。当时作者称赞凡德尔这几句话，是常常称赞这几句话。作者著这本书，很受过老友大历史家凡德尔的勉励，不幸老友已死，尤不能不恪守他的指教，恪守他的精神作这本书。
路易·马德楞（Louis Madelin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