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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2.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1.《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是美国安德森创作的传记。
该书已经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文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西方多家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蔑言报》《泰晤士报》等都进行了深度报道并刊发书评。
内容简介
20世纪最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史诗之一，是阿拉伯起义和争夺中东的秘密较量。用T.E.劳伦斯的话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是“插曲的插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的盟友土耳其趁机侵入阿拉伯半岛，而该地区的各个部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力抵抗土耳其侵略军。英国军方派了“阿拉伯通”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到那里进行活动。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意图是给阿拉伯人有限的枪支弹药，使其牵制土耳其的兵力，同时将阿拉伯各部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劳伦斯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战略采取行动的，但做法上非常讲究策略。他换上阿拉伯人的服装，尽量在生活上接近阿拉伯人，由于突击队屡建战功，威震中东，劳伦斯因此被誉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本书基于多年的原始资料研究，决定性地推翻了史学界关于现代中东形成的诸多旧观念。在完美展现劳伦斯这一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的同时，对不知名的德国和美国特工(他们几乎和劳伦斯一样古怪)的描绘同样令人满意。全书节奏明快生动，人物描绘入木三分，毫不留情地对欧洲殖民主义阴谋造成的破坏进行严厉谴责，精彩地记录了过去的愚蠢如何造成现今的痛苦。
本书文笔优美流畅，情节曲折，而不失真，是了解一战东线史、英帝国外交政策、中东现代史的钥匙。
2.《天生幸存者》
内容简介
《星期日泰晤士报》2015年度畅销书
Goodreads 2015年度历史与传记类好书
《天生幸存者》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是三位母亲及其新生婴儿在大屠杀中挣扎求存的故事，但它同样也是对生命的礼赞，即使身陷难以想象的残暴乱世，我们仍然能够关爱别人，我们仍然能够爱人。
有三位女子，怀上丈夫的孩子。
有三对夫妻，祈求光明的未来。
有三个婴儿，几乎同时降生于不堪的世道。
孩子们降临人世的时候，都还不足三磅，
孩子们的父亲已被纳粹杀害，
孩子们的母亲形容枯槁，如同“行尸走肉”，
在同一座集中营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然而，三位母亲都设法求得一线生机。
奇迹般地，三位母亲的孩子也都得以幸存。
七十年过去，亲如同胞的孩子们再度聚首，
初次向世人讲述母亲们的非凡故事：
她们赶走死神，赋予孩子生命。
母亲和孩子，都是天生幸存者。
霍尔登综合运用写作、口述、录音以及大量历史记录，写就了一个在制度性的暴力虐待中不屈不挠的非凡故事。——《美国犹太世界》
霍尔登的三人传记提供了足以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丰富背景信息，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像一个故事，一个以非凡勇气和伟大慈爱对抗惊人残暴和骇人邪恶的故事。——《加州海岸时报》
让人痛心疾首的细节、使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感情浓烈、荡气回肠、触动心灵，绝非上述言语所能形容。《天生幸存者》是这三位妇女以及奇迹般幸存的孩子留下的宝贵证言。——《犹太纪事报》
尽管已是七十多年前的往事，但对事实真相的冷峻描绘，使之仿佛近在眼前……一部引人入胜、感人至深、叙事鲜活生动的编年史，讲述了三位落入纳粹魔掌的怀孕妇女的恐怖经历。——《柯克斯书评》
作者前言
在战争中，语言往往就是一种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便是如此。例如，协约国既使用“奥斯曼帝国”，也使用“土耳其”这个词。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协约国越来越偏好“土耳其”这个说法，这无疑是在力图让世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民族是需要解放的被奴役者。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战前和战争初期，协约国的文件中常常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称为奥斯曼叙利亚地区下辖的省份，但英国和法国开始谋划在战后攫取这些地区的时候，就渐渐不用这种说法了。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是，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主要战争盟友——德国，都一直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君士坦丁堡”是这座城市属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名字，拜占庭于1453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消灭），尽管本地人将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
很多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使用西方人偏爱的标签——“土耳其”而不是“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伊斯坦布尔”——表明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这种视角的最恶劣形式被用来为欧洲的（帝国主义的）历史观造势。
这给专门研究西方在该战区的角色的历史学家们（包括我本人）制造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研究当然都是基于西方的文献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必须在清楚明晰和政治敏感二者之间择一；我感到，如果我一直使用“伊斯坦布尔”这种说法，而几乎所有参考文献都说“君士坦丁堡”的话，就会给很多读者造成困惑，因此我选择了“君士坦丁堡”。
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些语言上的差别在当时并不像一些当代中东历史学家认定的那样泾渭分明。甚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时的领导层也常常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说法，对“奥斯曼”和“土耳其”这两种说法也会混用（见第一章，杰马勒帕夏的碑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久，只会造成更复杂的问题。正如奥斯曼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在《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路》中承认的那样，“在1914年，要说什么‘奥斯曼政府’或‘奥斯曼内阁’，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因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明确地批驳了‘奥斯曼主义’，打定主意要建设一个为土耳其人所有、为土耳其人服务的政府……”
总而言之，我和本书的主要人物一样，倾向于多多少少地将“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混用，主要是考虑在具体的语境中哪个词更合适；而为了清楚明晰起见，我只用“君士坦丁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