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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学科学与哲学-黄老篇(胡兰成著)

《周礼·王制》之时未有黄老与儒之别。

井田废,王制坏,于是从天官出来黄老与儒,从地官出来兵家法家等。天官司祭祀与天文音乐,儒是从祭祀的司仪而来,黄老是从司乐司卜而来。而从地官出来的兵家等则大概是依于黄老。

自彼时以来二千数百年间,中国史上凡百大行动,自最低层至最高层皆因于黄老。最低层如黄巾的太平道,明末清初的白莲教,民国的红枪会与一贯道等皆是黄老的。最高层的领导者则如刘邦、张良、韩信、曹操、北魏的崔浩、唐朝的魏征与徐积、明朝的刘基等,凡开创新朝的人几于全是黄老之徒。黄老远称黄帝,黄帝是汉民族行走在日月山川里的英雄,而且汉文明的造形大概都是黄帝之时创造的。

自秦汉以来,中国器物的造形,如云头、松、鹤,灵芝与仙鹿等图案,以及瑶池王母,牵牛织女星等的发想,皆是黄老的,与儒无关。中国历来的天文、数学、音乐,兵法、医术等方面的理论,几乎全是用的黄老的言语。文章如司马迁,诗人如李白,弹琴吹笛的名人如嵇康、桓伊,书如王羲之,画如顾恺之,乃至围棋与武术技击的高手,皆是与黄老的关系深,与儒的关系浅。

我为在日本开书法展览会写字,不喜抄古人的陈言,多是临时想出一句话来写,其中有云:

自古江山如美人,虽然敬重圣贤,即是爱悦荡子。

可是英雄美人的话很难与儒者说。这我想亦不必责难儒者,儒者也要,黄老也要,我们能晓得这个就好了。

儒者被人嘲讽,也不自宋朝始,也不自唐朝始,早在战国时庄子每每嘲讽儒者了。

庄子的嘲讽很有他的风度,像刘邦的好狎侮人。但庄子其实亦是看重儒的,《天下篇》言天下之道术,“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又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他亦以为这些都是不可没有的。

但是孔孟重学问,老庄要弃绝学问,此处我向来是不经意地把它看过了。今番我才忽然想到有着个大问题,即是要问:学问化了究竟是好是不好呢?

以前巴比伦与埃及已有数学,希腊人学得了,却把来作成抽象的理论体系化的学问,这才是出现了正式的数学。还有巴比伦与埃及原已有着的物理学,亦是到了希腊人的手上才正式学问化了,是希腊人在文明史上的大功绩。汤川秀树曾把它提出来说中国古时亦有许多科学上的成就,但是不能像希腊的把它来学问化,很可惜了,他再三思索那原因。

然而照老庄的说法,希腊的那学问化并非好事,倒是坏事。我可以代老庄说明理由。原来,数学是从非数学之处发想来的,而且是向非数学之处发想而去的,但你把数学来学问化了,则数学自成一体系,永远与非数学之处隔断了。

比方说,零是从太极发想来的,而太极并非数学,是在数学的范围之外。当初亦并没有特意去想到数学,单是因于太极的好玩,而不知不觉的发见了零了。但是数学一旦成了体系化的学问之后,凡关于数学的,皆从数学出发去思考,不能再从非数学之处出发去思考,如此即数学的机能萎缩了一大半了。

《易经》的“物生而后有象,滋而后有数”,皆是从非数学之处发想出来数学。而数学自成一个体系化的学问之后,物之生与象与滋皆不在数学的学问范围之内,要思考只可从数的定义来思考起,如此就没有办法对付无理数的问题了。

诸如负数的发见,比例与代数的发见等,皆是中国人从非数学之处,阴阳消长与卦之爻位,亦即大自然的虚虚实实处得来的发想。而把数学来学问化了的希腊人则不能发见负数、比例与代数等。譬如诗文,把诗文变成理论体系的学问化了,反而会有害于诗文的创作。

诗文并非不可以理论学问化,而且有此必要。譬如《诗经》的兴赋比与风雅颂的理论学问化,它可以帮助创作。但是不能以之创作,若以之创作反为有害了。创作是别有天机。儒学亦是如此。孔子是知道这个的,所以说钟鼓非即乐,俎豆非即礼,虽然礼乐要有钟鼓俎豆。但是后世的儒者就很少知此了。他们甚至以为只此是学问,其他的都不是学问。

上面以数学为喻,数学是从非数学之处而来,而且要向非数学之处而去。数学上的创作是要向着非数学的范围去冒险。现在向着电子计算器而发展,是做的太在数学的本份内之事,数学上新的冒险毋宁是要去对应生命的东西,譬如中国的与日本的书画的点线与结构,若能对应得这个,才是数学上的真的创造。

这亦可以拿物理学来比方。物理学今发见了素粒子的世界的诸现象,而不知何以会有此现象存在的理由。要研究此理由,是在物理学的范围之外了,西洋的物理学者就不去费这个神,惟有汤川秀树提出此问题,且要求解答它,甚至成了物理学的自我背叛亦可,此即是物理学向着非物理学之处去发想。

新石器时代的始生文明,是要有发见数学,发见音乐的本领才好。儒学亦如此。儒学的不足之处是没有英雄美人。我觉得历史上有刘邦的王业,北魏文明皇后冯氏的生涯,以及苏轼的文章,那都是儒学的向着非儒学之处去发想,如果是孔子,一定会欢喜他们的,如他的也喜欢管仲,也见卫侯的夫人南子。公山不狃以费叛,召孔子,孔子欲往。他当然不曾往,但这欲往就非常好,孔子是从非儒学之处而来,而且是随时皆在向着非儒学之去处去发想。

而且孔子是喜爱数学与物理学的,从他的研究《易经》与对于自然界之物的博识可以知道。儒学是一切学问之中最大的学问,但亦和一切的学问一样,是要好花开出墙外来才好。而老子庄子特别提出学问与非学问的话,则真是孔子的知己了。

学问之事亦是世俗之事,学问的累积与世事的累积,其毛病亦是一样。亦可说世事累积的毛病是从学问的累积而来。譬如现在的世事,办厂制造商品,开商店贩卖商品,而为一件商品加上几重包装,拆下来便都成了垃圾,于是为清扫诸大都市的垃圾要动员几十万辆搬运车,而为制造这几十万辆车的工厂又要流出工场的废水,如此累积,至于庞大无类,现在就是这样,在把地球都要破坏了。人类史上,老子最早就看到了这个,学问的累积、世事的累积、资本的累积、人口的累积,都不是好事,天地不仁,有一天必要把这些来一下子全部都扫荡毁灭,才又有个清旷的世界。但是人自己先少来轻狂,有一个清平简静的世界岂不是好呢?所以他主张不可走得太远,随时随地都要回想想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

老子的大本领就是于万物万事知其有,而用其无。西洋人只知有而不知无,其实他们是连有亦不知,因不知物之无,即不能真知道物之有的。不但现在他们不知素粒子的所以然,便如前此他们自以为知道了的巨视的世界的现象与法则,他们亦没有真的知道。

所以历史上他们所做的事到底是一场空亡。而现在他们是在走向毁灭。但是印度人说了许多即色即空的话,亦没有老子的“知其有,用其无”的说得好。

黄老之道是每在非学问处为学问,一面说五音五色不好,而黄老之人最会音乐与色彩之美;一面说非兵,而古今名将多是黄老之人;一面说不要政治,而中国史上从来打天下开启新朝之人又几于全是黄老。老子与庄子都反对聪明机智,而老庄之徒如张良与崔浩他们正是最富于机略智谋的。于非学问处为学问,于无处以为有,就有这样的大威力。

老子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最是知道得清楚,短短的五千字中,说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天地万物的成形,其演绎性与二重性与循环性,用语的明洁,使今日研究素粒子的人读了亦觉其是现代的。举一个例,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现在就得到了新的证言。

f. le lionnais着《数学思想之衍流》(日译本,一九七四年东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六五页:

“依照特·布洛衣式的说法,波动机数或是对称的,或非对称的,不出此二者之一,而在于自然界、反对称性是比对称性更为主角。”

又如《庄子·齐物论》里说的话:

“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亦现在有量子论的不确定原理为之证言。而且庄子比波尔的“粒子性与波动性的相补定理”说得更好。物之不确定性乃因于其是生命的,如素粒子即因其是自无中生出来的,这就是庄子的“方生”之说。而波尔的相补定理则是两者相补,不是生之演绎。相补定理不过是现象的记述,还不及庄子的“方生”能说明此现象的所以然。

老子之后有庄子,犹孔子之后有孟子,苏格拉底之后有柏拉图,他们各有新的方向的理论,因为老子与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理论都是建设性的,故可以继续展开。释迦之后却没有像庄子孟子柏拉图那样伟大的弟子,因释迦的理论非建设性都被他一人说完了,其后的论师们皆只能作些解说,不能有新的方面的理论加以更展开。

庄子的是一个“化”字,造化小儿的游戏顽皮,无缘无故的兀自高兴。他调笑孔子,又一脸正经地把残疾的人说成个个都像李铁拐的是仙人,他就有这样好玩。《天下篇》里庄子自叙其思想与言辞的一节,是一切文章与美术的极致,亦是兵法兵机的妙意,乃至后世汉魏六朝时英雄的跌荡自喜,与美人的娇横无是非,乃至古往今来,中国历史如江海波澜的浩渺活泼,皆是庄子说的不师其成心而与大自然变化以俱往。

庄子与孔子开玩笑,而后人读其书者虽卫道之儒亦不责他大不敬,《诗经》的“善戏谑兮”就是他能够。汉高祖刘邦的好狎侮人,与曹操的跌荡自喜,都是和庄子同一路。《陌上桑》里的秦罗敷便也是这样的正经而滑稽好玩。但是在《天下篇》庄子却又端然的说明诗、书、礼、易、春秋。又历举墨翟、宋釿、慎到各家的思想学问,惟有庄子能说明的那么简明,与他们本人一样的知道得亲切。从《天下篇》最可看出庄子做学问的方法,能吸收他人的发见与创造,而皆高过之。孔子也善从他人学问,但庄子的又自不同,庄子在做学问上皆与人为亲,皆与人为敌,把对方批驳了,而又欢喜称赞。这又是有似孔子的于管仲,非其余战国诸子之折人立己者所能及其风光。他惟于老子无间然,而最喜爱的是惠施。惠施是当时最大的自然科学者,使人想起希腊的哲人,庄子与他处处相间,惟与他做学问的好对手。庄子是与惠施比试看谁才是真正的知道了大自然,庄子是从这里得到了绝对的自信。这我是近年来才明白,近年来我顶尊重的是数学者冈洁与物理学者汤川秀树,而我皆与之有间,平时亦宁可看今世纪的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的书当作诗看,这里处处可以发见大自然的问题,而一切学问的高处都是直接面对着了大自然。

后世儒家的缺点就是疏忽了要直接面对着大自然,所以不能如黄老的新鲜。

庄子对大自然的发见,一是浑沌,二是天地成毁,三是大自然之息,四、凡非可逆皆可逆,是非惟在生化中,五、名即是言。

浑沌是中国人古来就有这样说。其他古文明国的神话里亦多有说太初是浑沌,然而直接以大自然来说浑沌的则是老子与庄子。汤川秀树很爱庄子,他以究极的自然为浑沌。物理学上有所谓巨视的世界,即是人们日常所见的世界;与微视的世界,即是素粒子现象的世界,而更在于素粒子背后的则汤川称之为究极的自然,巨视的物质世界是非历然,以数学与物理学可以对应之。微视的素粒子是将成物质,犹未成物质,是非未定,要对付它,数学与物理学即不够精密,而究极的自然则根本没有是与非,根本不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能到达,因为数学与物理学是建立在是与非的分别上。所以庄子的浑沌在汤川陡觉是一个新发见。

但是庄子的见解更要高得多。浑沌是万物之始,或更恰当的说是将要有始,尚未有始。然而同时浑沌亦在万物之中。中国文明是懂得庄子说的这个道理,所以能在造形,无论是建筑器皿,一篇文章,一只乐曲,以及制度行仪,皆有个天地之始,或说是浑朴天然。而在人则是有一种好的胡涂。禅语:

时人对此一枝花,如梦相似。

《十八相送》里梁山伯对着面前的人是祝英台,他就胡涂了。英雄与美人是就在现实里有仙境的惘然,天上人间的惘怅。

还有素粒子世界的诸现象,是物质而亦非物质,是点而亦是波,凡非可逆的皆可逆,与因果性的不连续,到了巨视的物质世界,已不如此显着,但亦潜在着同样的原理,成为其变化之机,而惟庄子的《齐物论》里能把这点讲得明白,不像西洋人的以为微视的世界与巨视的世界隔着断层。中国文明的造形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能这样的变化不可端倪。只看故宫博物院的殷周铜器(就可明白)。

再讲到天地成毁。天地成毁的传说,古文明国皆有,大约是太古渡洪水的那一次印象太深刻了。以后转变如佛教的劫坏说及基督教的世界末日思想,都未免悲悯。而庄子则把成毁看做同一件事,世界何时都在于成毁之际的一个“几”字,这里就可以有人的跌荡自喜。而果然历史过渡皆是在危险的边沿,而中国历朝英雄美人的事业与器物文章的造形皆是有着像造化小儿的顽皮与滑稽好玩。

这几兆的“几”,在哲学上有极重要的意义。《易经》言“几”,若去了“几”字,就没有占卜。老子与孔子皆是知道动静之几的。但是孟子就把来略过了。几兆生于息之动,孟子言气不如庄子言息于大自然为直接,所以庄子说一个“几”字最是响彻。后世惟禅宗能说“几”字说得好,但那不是印度的。古希腊的哲学者说没有运动,印度佛经里亦说运动是幻,因为凡动皆有一分始发,但是在理论上求证发动的发不可得。这个“发”字即是“几”字,几生于息之动,然而希腊以来西洋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不知大自然有息。印度人又不同。佛经里说的法海与无生忍,奥义书里说的以太,亦可说即是息,但是与孟子说的气一样不能直接叫出大自然的息,就只差这一点儿,所以不知有个“几”字了。可是顽皮好玩就在这个“几”字。西洋的东西无趣,印度的亦不好玩,而孟子以后的儒生是不晓得天下形势,连文章亦写得不好。中国史上开新朝的人多是黄老。

万物动静之际的一个“几”字即是革天命,学问上若是没有了革命,就不能知道这个“几”字。

老子孔子庄子的学问都是革命的。孟子的也是革命的学问,但是孟子的说是非与革命的是非有着一间然,不如庄子的说得好。孟子的是有如数学上的是非,虽然正确,但不是革命上的是非。中日战时岩渊辰雄的名着《日本七十年政界史》里讲明治维新当年,幕府要开港,维新派对之提出尊皇攘夷,但打倒了幕府之后行的还是开港,而且反对维新,拥幕到底的熊本神风连、彰义队、会津的虎队亦还是被后人奉祀。可知是与非乃在同一河流的波,并非两者相对,是与非乃是在成败中、在生化中的。问题不在乎是与非,而在乎是与非的背后的东西,要经过革命的一战。

最早事物的是非始于阴阳,阳是阳而非阴,阴是阴而非阳。然阳与阴实是相生相成,所以是非亦是在变易中的。若没有了变易,则是非仅为抽象的观念,一点意义亦没有了。最敏感的是非栖于变易之际的几,可是可非的几微之间,才是真正的鲜活的是非分明,绝对的一分难差。而如数学的是非则惟是抽象的、观念的,至于横断面并列之物的“统计式”的是非,那是更为粗恶,所以凭数学的与物理学的是非不能知革命,亦不能为文明的东西的造形。逻辑于创造无用,犹如文章作法之于写文章是无用的。是非是先出来的,此《易经》的象、彖之所以高过逻辑。

汤川秀树特别提出物理学史上失败的往往还比成功的更耐后人寻味。faraday与maxwell依之于可疑的以太的存在而发见准确的电磁场法则体系。又,以太的存在是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否定了。

可是现在以太说又复活了起来。这是因为比之说以太的的存在的是与非,还更在于其背后的东西。以太云云是一个名的问题,而名就是言。

孔子曰“正名”,而老子曰“名可言,非常名”,此是黄老与儒在思想的基本点上的分离。而庄子更说明了名即是言,故庄子之所谓言又与孟子之所谓言不同。

我家的小外甥一清,一岁多二岁未满时初学语,清晨外婆尚要睡一歇,先给一清穿好衣服鞋子放他下地独自在大厅里玩,忽听见外边落雨,他告诉我“拍答拍答!”小孩是对什么都惊喜,“拍答拍答”是他给落雨取的名。他又叫汽车为“蒲蒲!”也是他自己造出来的。早晨外婆常带他搭巴士去羽村兜一转,此刻他在房里玩,亦兴到而叫:“蒲蒲呀!麦对对唷!”麦对对是日本话叫巴士等等。非常佩服喜爱小孩创造言的能力,又被他的那清澈激烈的语气所惊动。他叫蒲蒲等等他,连说两次,先和平后激烈,是请求又是命令,然而世上没有一种东西能有像这样的力量,单是那言,那对天地万物的言的清澈激烈,不落情商与威权。现在前头并无巴士,小孩于自己在做的是嬉戏与真事并非不知分别,但是一样的认真,圣人说“立言存其诚”,就是这个诚言有这样泼辣的力量。而亦因这诚是带嬉戏的,所以有这样的好。他叫蒲蒲等等他,明明是嬉戏却几乎是焦躁的,怒气的,使我忽然明白了马祖与百丈说雁。马祖与百丈在路上见野鸭子飞过,百丈说野鸭子飞去了,马祖一把扭住百丈的鼻子,百丈叫痛,马祖曰:“何曾飞去!”那好法就如小孩的在客厅里叫蒲蒲等等他。

一清早起,外婆给先穿好衣裳鞋子放下地去一人玩耍,外婆再睡一歇,惟我也已起来了,他便叫“外公!”我应他,再叫“外公!外公!”我都随着他叫的音节高低抑扬而答应他。外公!唯!

外公呀!唯!他叫得渐渐激烈,忽然发起脾气叫外公呀!一种执拗,一种不肯干休,不知为何而生怒气,都只是那“言”的精神,“言”的新鲜泼辣。圣贤之言,诗人之言,政治家之言,百姓日常说话之言,都该要有像这样的新鲜泼辣,何其自然的创造精神!所以日本把言称为“言灵”。

名与言都是哲学上的大题目,我这回读《庄子》忽然明白了名也就是言。《旧约》里有一句“太初有言”,读了真使人高兴。

可是释迦曰:“凡说法者,皆是假说。”这又好得使人诧异。孔门虽曰正名,又有言语一科,然而也还似乎不及庄子的巽言更好。这是老子开的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因而庄子提出了法言与巽言。法言是常道常名,而巽言则非常道非常名。法言是大自然的记述,而巽言则不是记述,而是与大自然同格的创造,可不用苦心去对应大自然,而自己就是大自然的表现。

巽言是以不切题的语言,而比法言还更切题。因为你不能以言语去切题,但言语自身可以是题,这就是不切题也切题了。如此即佛云“法不可说”的,亦是可说的了。

懂得巽言,即究极的自然亦可说。这与中国文明的能以物质造形来创造“无”,是同一个道理。无是法姿,法姿惟是可以在创造中显现出来,而不是可被对应了来模写。

此事又关系宇宙可知不可知的问题。爱因斯坦结局自觉对于自然一无所知,能说这句话就是爱因斯坦的高了。汤川秀树惟是说究极的自然不可知,其实究极的自然亦在万物里,若以为成了物质的东西尚可知,亦正不见得。此所以《庄子》里王倪说:“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然而也有一种知法,如王倪下二句说的:“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原来知亦可以有像法言的知法,与像巽言的知法,像巽言的知法即究极的自然亦可以知得,否则也不能有巽言,不能有以物质的造形来表现未有物质之始了。

巽言虽是庄子所提出,其实源于《诗经》的“兴”。孔子会讲滑稽,会讲反话,就是他也有巽言的风光,可惜孟子以后的儒者就只知法言,不知巽言了。言似切题,似不切题,所以是绝对的,只可用一次,不可以被沿用。凡巽言都是非常的新鲜。惟禅宗能巽言。如《碧岩录》里垂示:“机一境,一言一句,大用现前,不存轨则,又摸索不着,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举:僧问法眼禅师:“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禅宗是以一个“几”字与能巽言,所以了不起。

但是法言与巽言都要,决不可没有法言。犹如知的场合,无限的悟识与有限的数学物理学的知识两者都要。但若不知巽言,而惟用法言来思考,则必不能有新的创造。思考必用语言,法言是既成的言语。但是尚有参悟与思考方法不同,参悟不用既成的言语,而是可以创造出巽言,巽言是生自这一刻的知慧的风光。儒家惟知遵循法言,陈腐之极,以至有五四时代的反礼教。法言还是必要的,但时代的革命的风动四方是要巽言。

现在同时要清祓法言,去宋儒以来所加于其上的迂腐之气,但必是从六经而来的才是法言。而五四时代的先生们与青年学生是不知道该清祓法言,却未废弃法言,结果反以西洋的主义与格言,如民主、自由、人权、阶级斗争、阶级协调、勇敢、小小的亲切等等来做法言,但这些哪里算是法言。言之不臧,身之灾也,国之殃也,所以弄到今天这样大乱的。

今时来做思想运动,第一就是要为百姓万民日常生活里再建六经的法言,而且要能巽言,使山河大地风吹花开皆是革命的言语。

思想学问的极致是人身的成就。西洋的是高等动物,儒家的是人,佛教的是佛,黄老的是仙。仙是战国时齐鲁多方士,其由来远自黄帝时,也许还更古,至庄子而在哲学上乃成立。庄子不与方士同,但他是对相异的东西也喜欢,初初提出了仙人仙境。

西洋的人是高等动物,对外物是占领,征服,自然界在他们是外物的一种总称。西洋人自古代以来,他们之中思想高超的亦有说人是神子,但他们的神把自然界来如此如彼的创造、干预,自然界还是外物。中国的儒则不然,人是人,已异于动物,不止是高等而已。人与万物皆生于自然界中,人对天地是宾主之礼。其实黄老思想的基调亦是如此,惟更能与自然相游戏。

西洋的是高等动物的社会,中国的是礼乐的人世。西洋人至今不脱原始人采集经济的那种做法,采集自然界的物质,又采集自然界的物理,来搭造成一个社会。但自然界的物质是生出来的,物理也是生出来的,物质的形态的变化与物理的条理的变化是生生的变化,西洋人可是不能自己也来生出东西。他们惟能采集自然界有生命的物质,而把来加以一制造,就统统变成都没有生命。物理也是一样,自然界的物理原来都是活的,而西洋人把来一加工,抽象化组织化了,便变成都没有生命的物理了。以前如希腊时代,他们采集物质与物理有了大大的进步,但是还不大会加工,他们之中的聪明人还意识地不赞成加工,如柏拉图以为数式是污损了数的美,阿基米得以为机械是污损了物理的美,所以希腊东西还有他的好。其后哥白尼、牛顿、普兰克与爱因斯坦都有新的采集。新大陆的发见与新天体的发见,亦只是采集经济的原始人今天又发见了新的地点一样。当时这些都可喜。但是到了西洋人用来建造的社会,与大自然全然隔膜,现在已弄到了杀绝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连人类亦活不下去了。

银河星群或天地,是依于大自然而赋予万物以形与理,都是有生命的。中国文明则人的悟识直通于大自然,人并非天地之子,而是与天地犹如兄弟,可以如天地的赋予万物以形与理,亦都是有生命的。天地创造了一个世界,所谓现实物质的自然界,人亦创造了一个世界,所谓礼乐的人世,两者各自直接依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所以人世与现实的物质的自然界不但直接相通,而且还可以是一体。中国文明自伏羲、黄帝至西汉都有这样的明亮。

但孟子以后的儒自满于人世的独立完整性,把现实物质的自然界疏外了,所以东汉就不如西汉。救之者是黄老。黄老把人世与自然界的藩篱完全打破,东汉的东西亦是好得有魏晋南北朝的加以大破坏,才又见豁达。明清以来的人世又遭西洋破坏,最经不起的是儒,惟黄老会对自己也幸灾乐祸,像曹操兵败时笑起来。

印度的极乐净土是依于大自然未有名目的意志与息的创造,但比中国礼乐的人世更易把现实物质的大自然疏外,虽然因此见得更纯。日本奈良凤凰堂的阿弥陀佛来迎图最得表达对极乐净土的信心。日本人是美术的民族,其美术之纯即与之有关。日本的歌与俳句没有一句不是诗,中国诗则一首之中有些地方不是诗。中国诗是在诗与非诗之际,其他如建筑器皿衣裳舞乐等中国的皆不及日本的纯美。但是都不如中国的开旷,一直是未完工的。这就是黄老。

文学的极致是人身的成就。黄老的无仙,仙比儒者说的圣人更能出入遨游于人世与自然界。比起佛,也是仙在自然界。仙有造化小儿的顽皮,佛则没有,儒者所谓的圣人亦没有。造化小儿的顽皮王者有。仙又很热闹,诸如《山海经》及为儒书所不收的神话与邹衍谈天地九洲等,皆为黄老所喜爱。

在古印度《梨俱吠陀》的颂大自然,完全是知性的,非常之好,没有希腊神话的那种贪欲、妒忌与权威感,但是佛教不收它,后来流于印度教,但已不为启发万民的知性而为魇足万民情绪,渐渐失去了那鲜洁,惟在甘地的人物与泰戈尔的话里才又辉耀了。中国古昔的神话与传统亦因儒教不收,杂收在道教里,变得有巫魇了。原来那些神话的知性可喜爱处不在于道教,而在于庄子的文章,与陶潜、李白、苏轼的诗里。还有是在于秦皇汉武的求仙里。

秦皇汉武的求仙与封禅泰山梁父,惹后世人许多批评,但亦真是可缅怀的。

明人小说里有说:若干万年之后,儒教先灭,道家尚存,又过若干万年,道教亦灭,佛教尚存;更过若干万年,佛教亦灭,天地劫毁。但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最后留存的还是道教,若道教是可以代表黄老的话。

一年我偕日本今之大儒安冈(正笃)氏自九州岛返东京,飞机接近东京时望见上空一阵黑雾。到羽田机场已快黄昏,并不下雨而一片灰色。飞机降落了却还要待一会儿才能下去,那灰暗的暮色把186华学科学与哲学人的心都荒凉了,我从座位的窗口望得见机翼下有暗红的火光,那完全是地狱的火。随后旅客下去了、零落地、寂寞地。我脚踏到地面时,只觉心里很难受。机场与东京都是这样的失意。走过机翼旁时又看看那暗红的地狱的火,心里不禁想起佛教,但现在世界各国年轻的一代是对基督教也在历史上忘失了,佛教的慈心悲亦徒然讨人不耐烦。而儒教是早已灭了。此时惟有黄老尚可存在,因为惟有黄老处劫毁而无地狱,能清祓物质而非道德,连披头嬉皮亦可以为徒。黄老是天地不仁,以披头嬉皮等等为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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